母亲的遗产

母亲毛凤美女士逝世百日祭

2011年母亲节

谨以此文献给慈爱的母亲

郑 铁 魁

2011年5月7日

母 亲 的 遗 产

春节前夕母亲走完了她九十年的人生旅程离开了我们。

时间照旧一天天地过去，多少往事已经在我的脑海里消失，但是母亲用那矮小的身躯支撑着几乎弯曲成90度的脊背蹒跚前行的身影，却仍然时时浮现在我的眼前永远不会磨灭。我深深地怀念我的母亲，感谢母亲给我们兄弟留下了极其宝贵的遗产。

在我的律师生涯中我代理过不少遗产纠纷案件，大多数是在分配父母遗产时不能达成共识，导致兄弟姐妹反目闹上法庭的。有一个案例说起来特别让人寒心，四姐弟中的小弟与年逾80的父母一起生活，就想方设法让父母立下遗嘱将全部财产由他一人继承。后来村里的土地被征用了、房屋也拆迁了，父母得到近200万元补偿费。这个儿子竟不顾父母死活在父母的这些财产还没有成为遗产时就先“继承”了。因为生活无着落，母亲不久精神失常死亡。父亲起诉要求小儿子返还财产，官司打赢了，但是财产已被儿子转移挥霍难以执行。

很庆幸我的母亲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遗产，而我们兄弟之间无需为此争执。母亲的遗产不仅给我们这一辈，还有我们的子子孙孙都可以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因为，母亲的遗产是特殊的，它不是物质财产，而是精神财富。

当今世界，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的物质财富大量增加，一般老年人去世后或多或少都会给子女留下一些遗产，这本来是父母对子女的一片心意，可是往往事与愿违导致祸起萧墙，前面的例子就是典型。电视剧《胡杨女人》的主人公斯琴的奶奶说过一句非常经典的话：“没有钱遭罪，有了钱招祸。”一些人逐渐意识到将大量的财产留给继承人并不是最佳选择，世界巨富比尔盖茨就将其580亿美元的巨额财产悉数捐给了慈善基金会。我认为对待遗产不能只谈物质财富，还要重视精神财富。但是许多做父母的在省吃俭用努力为子女积攒物质财富的时候，却往往或略了怎样给子女也积累一些精神财富。我想父母给子女的遗产的理想状态应当是物质遗产和精神遗产兼而有之。要论两者孰重孰轻，则后者显然重于前者，即宁愿缺乏物质遗产也不能缺乏精神遗产。我的母亲去世时物质遗产几乎没有，而精神遗产无可计量。母亲用她毕生的心血甚至生命创造了这些无价的精神财富。

母亲17岁出嫁，26岁时我父亲就去世了。父亲是1947年去温州就医客死温州医院的。那时候我的老家松阳县玉岩镇到温州的交通极不便利，亲友主张将我父亲在温州就地安葬。母亲坚决不肯，她不想使父亲客死他乡后又成为异地孤魂，因此坚持运回父亲遗体在家乡安葬。父亲的灵柩用船运到了松阳县城南门码头，然后要用人工抬80里山路、途中须翻越几十里的高山峻岭再到玉岩。当时在县城找不到抬棺的人，母亲就领着儿子向村里的行棺（即抬棺人）跪地恳求，终于感动了行棺，八位行棺经过两天一夜的努力将父亲灵柩抬回玉岩。母亲哭得死去活来，强忍悲痛安葬了父亲。

父亲去世那年我才两岁，上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大哥才9岁。母亲一个弱女子带着4个年幼的孩子怎么办？有亲友们来劝母亲改嫁，但被母亲一口拒绝了。当时家里有些财产，母亲除了劳累、生活尚过得去。这样的日子过了三年全国解放了。1951年土地改革我们家划定的成分是“小土地出租”。然而到了1952年当村里一批抗美援朝军人复员后，我家忽然被改划为地主成分。事后得知原因是这些复员军人回村后土改已经结束，他们失去了分地分房的机会；村里就把我家成分升级为地主，然后没收了我家的房产分给三位复员军人。这种事若发生在现在的法制社会，我们完全可以提出申诉、请求人民政府纠正。因为根据政务院1951年颁布的《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补充规定》，我家土改时虽然有十来亩地，但属于“丧失了劳动力，或本来就缺乏劳动力，所以不得不把自己的土地出租”的情况，“为了照顾这种种情形，所以不把这些人当作地主看待”。按照这一规定，当初划定我家为小土地出租的成分是恰当的；后来改划地主成分显然是错误的。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孤儿寡母对这些法律规定一无所知，就只能任凭命运的摆布了。可是这一历史玩笑却让母亲、也连累我们兄弟经历了一段相当漫长而又充满荆棘的人生历程。

没有了财产，又没有劳动力，一家五口怎么生活？村里人都料定这个家庭非散不可。于是又有好心人来劝母亲改嫁，母亲仍然坚决回绝了。之后又有人动员母亲将年幼的孩子送人家一两个以减轻负担，也被母亲拒绝了。在我们懂事之后母亲告诉我们，她当时不是没有考虑到一个弱女子独挑五口人生活重担的艰难，但她考虑得更多的，一是不能让任何一个子女受苦、受歧视；二是她必须从一而终，对得起九泉之下的父亲。从一而终属于封建礼教，它要求死了丈夫的妇女不再嫁人。从一而终的典范是不仅一辈子不改嫁，而且行为贞洁端正，连思想也没有任何杂念。如果哪个妇女做到了这样的从一而终，朝廷就要为她立贞节牌坊了；但是这种典范即使在封建社会也是凤毛麟角。母亲26岁守寡，至死不渝践行了从一而终，母亲的坚贞意志和顽强的毅力，被乡亲们誉为典范。我想母亲坚持从一而终，一方面，确实包含了对父亲的生死感情；另一方面，当时母亲认为必须亲自挑起抚养子女成人、教育子女成才的责任意识以及她的无与伦比的母爱是十分清晰的。正是这种强烈的责任感与母爱，使母亲义无反顾地作出了常人难以理解、也难以做到的从一而终的决定。当母亲做出这个决定之后，她的心中就排除了一切杂念，只存下抚养教育子女这一唯一的目标，她坚信年幼的子女目前是负担，将来则是希望所在；她对命运也不再抱怨，因为怨天尤人无济于事，只有积极面对才能改变命运，她觉得自己年轻没有什么困难可以压倒她。

土改后政府分给我们家3亩稻田，从来没有种过地的母亲开始自己种地。除了请人犁田、插秧，其他农活母亲一概自己干。挑大粪、插灰果、扶田、除草、割稻，一年之后母亲样样都会了。稻田离家约有三里路，母亲下地常常带点干粮做午餐，从早忙到晚。由于母亲虚心向老农民学习请教，除草施肥比别人勤快，无论烈日当头、刮风下雨照样管理，母亲种的稻谷与世代农民家种的相比竟然毫不逊色。

那时候，家里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母亲就利用晚上的时间替别人“上鞋”换一两升米补充。上鞋就是将已做好的布鞋圈与鞋底缝合成鞋。然而上鞋、尤其是“反上鞋”（先将布鞋圈里朝外包着鞋底缝合，然后再翻过来）的技术难度大，两只鞋要缝合得大小一致、美观结实颇不容易。由于母亲能干一手反上鞋的绝活，许多妇女就将上鞋的工序请我母亲做。但是母亲的时间实在不够用，做鞋就常常做到深夜。每年的春节除夕，母亲都要缝好几双鞋在夜里12点钟封门放鞭炮之前送出去，拿回几角钱给我们包压岁包。然后又利用下半夜把我们的过年鞋也做完成，早上一双双整齐地摆在我们的床前。后来每当我读到唐朝诗人孟郊的《游子吟》：“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母亲在昏暗的火篾灯（晒干的毛竹薄片，点燃可用来照明）下缝鞋到深夜的情景就浮现在眼前，我的眼泪就禁不住夺眶而出。母亲“密密缝”鞋子的意义是远远超过孟郊《游子吟》的意境的。

我想，母亲身上永远闪亮的“春晖”，莫过于在几经绝境之中毅然挑起千斤重担，不仅不让我们挨饿、受冻，还要供我们读书。论当时的经济条件，村里没有比我们家更差的了；但是后来我们所达到的受教育程度，村里的同龄人又没有比我们更高的了。因为就是在那样艰难的条件下，母亲还供我们三兄弟都读完了小学。那时玉岩还没有初中，必须到松阳县城去读，费用较高，母亲实在无力负担，我的两个哥哥读完小学就不得不辍学了。但是母亲觉得我们三兄弟不缺读书的天赋，不能都半途而废，就狠下决心培养我继续深造，于是我有幸在松阳一中（松阳县与遂昌县合并后为遂昌一中）连续读完了初中和高中。1963年我参加高考，曾以优异的成绩考取清华大学（在此之前遂昌一中还没有过考上清华大学的学生），遗憾的是在当时极左路线之下，却因家庭出身问题被剥夺了入学的权利（参加工作之后通过进修我才获得了本科毕业、研究生结业，大哥也取得了电大专科文凭）。当时我们读书的学费从哪里来？都是母亲上香乳山砍柴为我们交的。香乳山在玉岩村北边，十里山路蜿蜒曲折直达高耸入云的断崖峭壁之上，那里有闻名遐迩的胡公大帝庙。砍柴要上香乳山的半山亭，因为半山亭上的硬柴质量好，能够卖个好价钱。半山亭上去要走“廿四绕”（就是弯弯曲曲的盘山小道，据说一共转了24个弯，因此得名“廿四绕”），廿四绕的台阶步步陡峭，挑着柴担往下走双腿就不由自主发抖。自古以来只有男人上香乳山砍柴，母亲是唯一经常上香乳山砍柴的女人。母亲就这样以她羸弱的身躯担柴卖钱供我读完了小学（我的中学阶段大哥已在县百货公司工作，大哥毅然接过母亲的担子，每月从他29.5元工资中付给我10元，供我读完了初中和高中）。母亲的右肩由于长年累月压着100多斤重的柴担，已明显低于左肩。母亲晚年身材越来越矮、背脊越来越驼，多半就是她长期承受着这不能承受之重所落下的后遗症。

如果不是母亲的决心与刻苦，我现在肯定还是一个文盲。如果不是母亲的慈爱与坚持，我的人生肯定还要经受很多很多的磨难。在我的高中阶段，正当国家的三年困难时期，家乡的人民公社“大食堂”分配一人一天的平均口粮只有2-3两，要靠挖苦益菜、红军草等野菜充饥；后来大食堂也难以为继停办了，大家各自谋生，母亲只得到大山上挖“山粉”、吃“山粉渣”（一种蕨类植物的根，经捶打粉碎浸水过滤，得到少量白色淀粉为山粉，大量的滤渣为山粉渣。山粉是优质淀粉，但量太少，代替不了主粮；山粉渣量多，磨碎烧熟之后也可以充饥，但苦涩的味道还不如粗米糠，难以下咽，且吃多了大便都拉不出去）度日，还要养活我那可怜的残疾姐姐；唯有我在学校里是衣食无忧……。可母亲宁愿自己受苦，再苦再累也不要我们留在她的身边为她分担一点辛苦，而是千方百计创造条件、鼓励我们到更广阔的天地去学习、去奋斗、去创业。因此，在我的大哥14岁的时候，母亲拜托邻居将大哥介绍到古市镇王大源药店做学徒，以便跟随名医学一门技术。当时不少乡亲对母亲的这一决定颇不理解，认为母亲应当将大儿子留在身边替替力，而我母亲考虑的则是不能让儿子在家种田耽误他一辈子的前途。母亲对我二哥的就业与出路同样也费尽了心血，二哥的体质偏弱，由于当时生活条件差又得了病，根本不能承受种田的辛苦和劳累，后来在母亲和他自己的努力之下终于找到一份做会计的职业，再后来改学了木工。历史证明，母亲当年作出的上述决定是十分正确的，当然也是非常不容易的；我们今天能成为有文化、有知识的人，都是母亲的心血和辛苦换来的；是母亲的信念和决心彻底改变了我们三兄弟的人生之路，并对我们的后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当时的历史条件和经济条件下，作为一个最底层的农村妇女，我的母亲能够克服难以想象的困难，扶育、培养子女，称得上是一个有远见、敢担当、顶天立地的伟大母亲。

回想起母亲当年能在那样艰难的环境中一步步走过来，度过一个个难关，将我们抚养成人，实在令人难以置信。现在一对小夫妻抚养一个孩子，如果不请保姆，没有父母帮忙，都会忙得团团转。相比之下，母亲那时不仅要到外面干活解决一家五口的吃饭问题，回家来还要料理四个小孩和她自己的日常生活；且不论经济来源，光就母亲所从事的繁重工作量，恐怕三、五个人都难以应付。那么母亲是怎样一人干出几个人的活的呢？母亲是将计划、速度和效率发挥到了极致。母亲做事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大事小事目标明确、主次分明，那个先那个后一点不乱。母亲常说：“七七开花不努力，黄菊开花悔不及。” “七七”（ 一种开白花的灌木，根据方言音译）在春耕时节开花，黄菊在秋收时节开花。意即如果春耕不用心播种，哪来秋收的果实？母亲不仅自己以这一谚语来指导行动，同时将其引申为做人创业的道理，教育我们趁着年轻努力奋斗，以免老来后悔。母亲走路，那不是走，用她的话说是“跳”；跟着母亲出行，如果不用力跟上很快就会拉下一大截。母亲即使在走路的时候，每一步都在思考下一步的事情。有一年冬天的傍晚，母亲挎着菜篮从地里回来，经过村前小木桥，想着快点回家烧饭，转弯时走得过急踩着残雪就滑到距桥面5米多深的溪里，真把我们兄弟都吓坏了；幸好是掉落在两块大石头的中间，老天保佑——母亲竟然毫发无损。母亲从来不坐在饭桌前完完整整的吃一顿饭，因为她舍不得浪费吃饭的时间；她总是扒一口饭就将饭碗搁在灶台上、或者水池边、猪圈旁，如此边干边吃，利用吃饭的时间也可以多做几件事。母亲几乎每晚都睡得很迟、早上却起得很早，她经常在凌晨两三点钟起床干活，从来没有在天亮之后起床的，哪怕在滴水成冰的寒冬也不例外；由于睡眠时间严重不足，母亲的眼眶经常发黑，两边的眼袋年纪轻轻就挂下来了。而母亲要求我们是早睡早起，她说：“晚上睡得早，省油省灯草；早上起得早，三早值一工。”母亲快速走路和天亮之前起床干活的习惯一直保持到晚年。

有一件特别值得一提的事情，就是我们的穿衣问题。那时候能勉强解决吃饭问题已不容易，哪有钱做衣服？母亲的解决办法，一是将父亲的旧衣服改一改给我们穿；二是做一套新的制服先给大哥穿两、三年然后给二哥穿，二哥穿两、三年再给我穿。对这套“客衣”，我们兄弟都穿得十分小心，衣服基本处于自然损耗状态，穿到我身上时，虽然整体颜色褪了、布料薄得象绵纸了，居然还没有破洞。当然，穿缝补过的衣服是难免的事，但绝对不是当今影视片中所见的那种横七竖八大片显眼补丁的衣服；因为即使打补丁，母亲总是尽量找出颜色最相近、形状大小最合适的布料，整整齐齐地缝上去——可谓缝补的衣服也不失美感。虽然不能穿好衣服去上学，母亲也是打算着把我们仅有的那套相对好一点的外衣在放学后洗过晾干，遇见下雨天就用火烘干，第二天一早又让我们穿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去上学。因此无论何时，我们都不曾脸上挂鼻涕、身上脏兮兮出现在公众场合，光凭这一点我就常常得到小学老师的称赞（那个年代，穿戴整齐、讲究卫生的确实不多）。当然这都是母亲的功劳。母亲的行为、风范就是我们的榜样。不必说，母亲诚实做人、勤奋做事、吃苦耐劳的品格也已成为我们三兄弟做人的基本准则。

在母亲一生的苦难经历中不能不说到她的健康和养生之道。人的身体都不是铁打的，长年累月的压力和劳累，严重地摧残了母亲的健康，母亲时常感到体虚乏力、后来又出现胃疼和头痛症状。大约40岁前后母亲不得不经常吃药，并因此与中医中药结下了不解之缘。母亲起初主要是为了治病而吃药，后来则为了增补体力也吃人参之类的补药，进入老年之后，看中医吃中药成了母亲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生活条件逐步改善了，母亲在其他方面依然十分节俭，唯独吃中药毫不吝啬。母亲的这一生活习性始于谋生所迫，最终形成了她的养生之道。概括起来母亲的养生之道包含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第一，不讳疾忌医。母亲说，做得苦、吃得苦，病也跟着来了，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但是如果有了病还是硬撑着死命做（指拼命干活），累极了也不增补体力，或者明知有病不说不治，等到生成大病后悔就来不及了。对这类情况母亲会举出许多例子。母亲认为她在与那么多的苦难搏斗时，如果不重视及时治病，身体早就垮掉了。而有时吃点补药，则完全是寅吃卯粮，为了全家人的生存而“借”出后面的力先用罢了。

第二，决不乱投医。母亲只找熟悉、信得过、而且医术高明的医生看病。在她一生当中，药吃了无数，而给她看病的医生屈指可数。她认为长期由一个医生（当然是好医生）看病，医生对病人的状况和性格了如指掌，开出的药才能对症而治、发挥真正的疗效。

第三，坚决相信中医中药。母亲认为中医能综合考虑一个人的身体状况开出药方，达到标本兼治，而西医难以做到；而且中药一般比较温和，副作用小，价格相对便宜；一个她认定的好医生开的中药，尽可以长期吃、放心地吃。母亲说平时中药吃多了，大病、恶病是不大可能生起来的。例如松阳县中医院的姜连成医生，母亲生前近二十年只请他开方，服药也几乎没有中断。姜医生差不多就成了母亲的常年保健医生。母亲常说自己的命是姜医生救的，对姜医生崇拜有加，甚至逢人推荐。

第四，心态平和永远想得开。母亲认为哪怕天塌下来了，也只能想办法顶住；灾难降临，急也好、愁也好都无济于事，还会急出病愁出病来。记得小时候我们老家有位善良的邻居大娘，性格内向，遇见一点小事就愁得不得了，她有事没事终日在家郁郁寡欢，年纪不大就去世了，母亲在叹惜之余认为这种性格不可取。母亲与人为善，不贪婪、不占小便宜，从来不做有违道德和良心的事情，尤其是母亲的性格坚强、乐观、豁达，什么事都想得很开；她干活干累了，坐在板凳上也能够呼呼大睡，这些确实有助于健康。

第五，坚持劳动、运动。母亲说，人不可以不活动，不活动的人血脉不流畅就很难具有健康的体魄。母亲常举父亲为例，说父亲自己是医生，却医得别人的病，医不了自己的命，原因就是太书生气，从来不运动，导致体质越来越弱，所以寿命不长。母亲认为劳动是最好的运动，无论砍柴、种地，还是洗衣服、搞卫生都可以使身体得到活动，都对健康有利。因此母亲即使在她自理能力已经很差的时候，生活中的事情她仍坚持自己做；耄耋之年步履蹒跚，母亲仍坚持天天外出走路。

母亲的养生之道虽然未必能成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但是其中不乏合理的成分，母亲依此坚持实践，在其一生中还是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在我们还年幼的时候，我们不懂也不知道怎样去关心和照顾母亲，幸好母亲能正确看待，尽可能保护自己的身体健康，所以母亲才能以似乎摧不垮的身体去排除万难，把我们养大，她也得以在经历了如此多的磨难之后，大难不死、享有后福、延年益寿（据说母亲去世之前，她在我们老家玉岩村的女性中是最长寿的了）。

母亲那段最艰难的人生，也深深地打上了那个时代的烙印。虽然在土地改革之后母亲已成为一个完完全全的劳动者，但在政治上她还是一个被改造的地主分子。改造的具体内容除了经常集中开会接受政治教育之外，就是承担一些劳务，如挑担、送信之类。母亲就曾经被派往松阳县政府挑担——将全区的土地证运回玉岩发放，那次挑担母亲的脚底满是血泡，双腿也肿起来；母亲说，当县政府的干部得知她是翻越了80里崎岖的山路来挑土地证时，竖起了大拇指。送信是因为那时候电话只有区、乡政府才有，政府向各村的通知都要人工去送；于是经常有紧急通知在村里二、三十户地主分子中分派，24小时随叫随送。我记得解放初的几年母亲常在下半夜被派去送信（为什么偏要下半夜送？……天晓得），目的地近的一、二十里，远的四、五十里。如果遇见雨雪天，母亲就要“全副武装”——身穿棉袄外加蓑衣笠帽，双脚用棕毛片包裹再穿上草鞋，腰背绑一个刀鞘插上一把柴刀，带上足够的火篾，然后点起火篾灯出发。母亲带柴刀一是用来壮胆，二是预防碰见野猪。有一次在山间小道上母亲真的和野猪碰上了，距离两米左右，双方对峙了几分钟，野猪忽然朝一边山上逃窜了。母亲一个妇道人家深夜走山路送信，我们很是担心；可是那时候我们都还小，除了担心之外拿不出一点办法；还听到一些迷信的人讲什么地方夜里常有山神野鬼出没，就特别替母亲害怕。母亲出去送信了，我们就提心吊胆不能安睡，直等到听见墙外传来急促有力的“噔、噔、噔……”脚步声和熟悉的咳嗽声——是母亲回来了，我们悬着的心才能平静下来。看到我们惊恐的样子母亲总是反过来安慰我们，叫我们不要怕。母亲说，世界上最厉害的是人，只要人的心里无鬼就没有鬼；人靠的是气，只要人的气旺什么野兽、野鬼都不怕。母亲没有上过学，不知道《孟子》中的学说；但母亲通过自己的感悟认为，人的身上具有压倒鬼神的“气”，却与孟子提出的“至大至刚、塞于天地之间”的“浩然之气”是如此相近。凭着这一身正气，母亲一生不怕鬼、不信教、不拜佛，在即使如泰山压顶的灾难降临时，也能够坦然应对，依靠自己的力量和信念渡过一个个难关。也正是依靠这种力量和信念使母亲能以她那弱小的身躯和布满老茧的双手把我们抚养成人；在我们成家立业之后，母亲又以博大的慈爱继续着对孙辈的培养，将她毕生的心血毫无保留地倾注于儿孙身上。

母亲也是自觉接受改造融入新社会的典范。解放之后，母亲已成为完全自食其力、不折不扣的劳动者，她衷心拥护社会主义制度，拥护共产党的领导。由于在思想改造和行动上表现突出，得到群众的肯定，1956年母亲就成为村里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被人民政府摘掉地主帽子称为农民的劳动者。

母亲一生当中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其人生格言是“直草不攀、横草不踏”。最难能可贵的是在当时那样艰难困苦的环境和重压之下，母亲竟然没有留下一分钱的债务让我们做子女的去偿还。并非母亲从来没有向他人借过钱物，而是母亲始终坚持两个原则：第一、非万不得已不借；第二、恪守信用，借来的的钱物讲好三天归还的，决不拖到第四天还。母亲知恩图报，对于他人的帮助铭记于心、一一报答。母亲的晚年，做晚辈的都孝敬她，希望她吃得好一点、穿得好一点，享享清福，但母亲依然保持了勤劳节俭的习惯，从不奢侈浪费。

近两年母亲走不动了，当我们推着母亲的轮椅，穿行于繁华的街灯和美丽的公园中时，母亲就满脸洋溢着幸福、满足的笑容，口中自言自语：“那时候村干部开会说，将来点灯不用油、耕田不用牛，每天要吃多少猪肉、喝多少牛奶……不少人还躲在角落里偷偷地笑……现在都做到了，还超过了……现在的社会真好啊！”在将近一个世纪的人生历程中母亲亲自见证了社会的沧桑巨变，她的赞叹是发自内心的。

公元2011年1月28日（农历庚寅年12月25日）中午11时45分母亲永远离开了我们，享年90岁。母亲弥留之际，我在她的床前，看着她安详、平静地闭上眼睛，停止了呼吸，就像睡着了一样。母亲对儿孙的照顾真是到了“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的境地，因为母亲连她去世的日子都为儿孙作了精心考虑——母亲去世的那天是春节之前的星期五，而母亲处于半昏迷状态已经将近三周，我想她是硬撑着选择了这一天的，也许她是认为在各地工作的晚辈可以利用双休日奔丧，这样既不影响工作、又可以安心过春节吧……。写到这里，我又忍不住眼泪汩汩直流——这是怎样的一种母爱呢？我们松阳有句老话，叫做“大想小，路样长；小想大，筷样长。”意思就是父母对于子女的牵挂，就像路一样长，永远没有止境；而子女对父母的眷顾，则往往比较短暂，短的只有筷子那点长。两相对比虽然有些夸张，我也相信绝大多数做子女的不会成为“筷样长”的极端典型。但是我的母亲对子女“路样长”的养育之恩、爱怜之情，的确是永恒的、真实的，母亲堪称是将其毕生心血倾注于儿孙身上至死不渝的典范。

苦难、劳累、希望、信念、忠贞，伴随着母亲从一而终。坚强、勤劳、节俭、善良、博爱，贯穿了母亲的一生。母亲将这一切的精神在潜移默化中都传给了我们，这就是母亲的遗产。我们将永远珍惜这份特殊而宝贵的遗产，并将其代代相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