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刑法》第20条在对正当防卫作了规定的同时，也规定了对防卫过当行为，应当负刑事责任，但刑法并没有对“明显超过必要限度”，及“重大损害”做出界定，造成在司法实践中认定防卫过当行为的偏差，也引起了罪与非罪的争议。

认定正当防卫是否过当，应当以防卫行为是否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为标准。而法律没有具体规定必要限度的标准。从立法本意上讲，必要限度就是以防卫行为足以制止住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行为必需的限度。必要限度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考察：

  第一，不法侵害的强度。在确定必要限度时，首先要考察不法侵害的强度。所谓不法侵害的强度，是指行为的性质、行为对客体可能造成的损害结果的情况及造成这种损害结果的手段、工具和打击部位等因素的统一。对于不法侵害的正当防卫，如果能用较缓和的手段制止住不法侵害时，就不允许采取激烈的防卫手段。比如对于徒手的侵害，通常是无需动用器械致人重伤、死亡的。但是，如果侵害者身高力大或有武功，防卫者身单力薄，在弱不敌强的特殊情况下，用器械防卫徒手的侵害，就应当认定是必需的。如果用轻于或相当于不法侵害的防卫强度不足以有效地制止住不法侵害的，可以采取大于不法侵害的防卫强度。当然，如果大于不法侵害的防卫强度不是为制止住不法侵害所必需，那就是超过了正当防卫的必要限度。

  第二，不法侵害的缓急。所谓不法侵害的缓急是指侵害的紧迫性，即不法侵害所形成的对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等合法权利的危险程度。在某些情况下，不法侵害已经着手，形成了侵害的紧迫性，但侵害强度尚未发挥出来，因此无法以侵害强度为标准，只能以侵害的紧迫性为标准，确定是否超过了正当防卫的必要限度。

  第三，不法侵害的权益。不法侵害的权益，就是正当防卫保护的权益，它是决定必要限度的因素之一。为了避免较轻的不法侵害，就不允许防卫者造成严重的危害结果。例如小偷偷窃晒在阳台上的几件衣服，其危害性不是很严重的，但如果发现后即把小偷打成重伤，则是防卫过当，因为防卫的目的是避免或制止不法侵害，保护合法权益，而不是要对侵害者进行报复或者法外的惩治。对于明显危及人身安全或者国家和人民重大利益的不法侵害行为，而致不法侵害者重伤或死亡，可以认定是为制止不法侵害所必需，因而没有超过正当防卫的必要限度，不属防卫过当。

  对防卫行为是否超过必要限度，从上面三个方面考察外，还要根据不法侵害发生的时间、地点、环境等因素，进行全面地、实事求是地分析判断。由于不法侵害往往是突然袭击，防卫者没有防备，精神极度紧张，情况十分紧急，必须立即作出反应，在这种刻不容缓的一瞬间，一般很难立即判明不法侵害的确实意图和危险程度，往往没有条件选择一种恰当的防卫方式、工具和强度来进行防卫，甚至也难以预料防卫所造成的后果。因此，对正当防卫行为不宜规定苛刻的条件，在当时的情况下，只要是为了有效制止不法侵害所必需，没有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损害的，就应当认定是正当的合法的防卫行为。

  对防卫过当的界定

根据刑法第20条第2款的规定，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是防卫过当，防卫过当应当负刑事责任，也就是说防卫过当是构成犯罪的，应该受到必要的法律制裁的行为。要受刑法制裁的行为，就要给该行为确定罪名，否则，无法量刑。但在我国刑法中没有防卫过当这样一个独立的罪名，

对防卫过当的处理

对防卫过当应怎样确定罪名呢?

刑法第20条第2款规定，对防卫过当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处理防卫过当案件中，如何把握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呢?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和司法实践的经验，在选择减轻或免除处罚时可以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防卫过当的程度。过当程度的大小体现了社会危害性程度，因而影响到防卫过当的量刑。一般说来，程度重则罪行重，处罚亦重，程度轻则罪行轻，处罚亦轻，以至免除处罚，这是决定防卫过当，处罚轻重最首要的方面。

第二，防卫的起因。尽管防卫都是针对不法侵害的，意义却是不完全等同的，如：因琐事互相争吵、辱骂之后导致一方对另一方实施不法侵害，另一方进行防卫，这与出于正义，在公共利益和他人利益受到不法侵害的紧急关头挺身而出进行防卫是不同的。后一种对保护国家和集体的利益，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的安全，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积极意义更大。对这种防卫过当的处罚应相对更轻，甚至免除处罚。更有利于鼓励和支持人民群众敢于见义勇为，积极同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

第三，正当防卫所保护的权益的性质。合法权益在法律上是平等的，均受法律保护，但在对防卫过当量刑时，应加以考虑。防卫行为保护的是公共利益或他人利益同保护个人利益应有所区别，保护重大利益与较小利益加以区别，前者较之后者应更轻些。

第四，社会效果。正当防卫制度是为维护合法权益，制止犯罪而设立的。而防卫过当是由防卫引起，因此，群众也往往抱有同情感，社会舆论表示支持。为了不挫伤群众同违法犯罪作斗争的积极性，防卫过当案件的减轻处罚幅度应适当增大，格外从宽一些。但在对过当行为追究时，却应因案制宜，对完全出于社会正义感、道德感，积极同犯罪作斗争的，应当得到大力支持，如果不加区分是不适宜的，而且也有悖于立法本意。做到既不挫伤公民正当防卫的积极性，又能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严肃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