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某是柳州市柳北区某村村民，2013年城乡改建时因自建房拆迁获得一套150平方米的安置房作为补偿。因看病急需用钱，戴某与征地办协商，将原分配的150平方米安置房换成了90平方米加补偿款20多万元。2020年3月，年事已高的戴某因病离世。

　　戴某生前曾有过两段婚姻：第一段婚姻，戴某与男方庞大某于1986年结婚，二人婚姻期间共同生育一子庞小某，庞大某于1992年因故离世；第二段婚姻，2012年戴某与男方蔡某经人介绍认识并于2014年登记结婚，婚后未生育或收养子女，后二人于2017年经法院调解离婚。

　　戴某在结束第二段婚姻后，于2019年开始病情逐渐恶化。由于长期卧病在床需要人陪护照顾，早年拆迁获得的20多万元补偿也已所剩无几，戴某向儿子庞小某求助。庞小某不但不顾不理，而且还表示不愿意负担母亲后续的治疗费用。伤心无奈之下，戴某找到前夫蔡某协商扶养及其过世后的殡葬事宜，并在律师的见证下签订了协议书，详细约定了医疗、饮食起居等生活安排及扶养遗赠等事项的权利义务。协议中明确约定，前夫蔡某如能按该协议书约定事宜尽职尽责履行义务，待戴某过世之后，其名下90平方米安置房的房屋就赠与蔡某。

　　戴某与蔡某签订协议后，蔡某依约履行义务直至戴某离世。当蔡某处理完戴某的后事，拿出协议书主张自己的权利时，却遭到了庞小某的反对。因庞小某拒绝配合蔡某完成戴某名下房屋的过户手续，且经多次协商无果，2021年12月，蔡某将庞小某诉至法院，请求法院依法判决蔡某合法继承戴某名下房屋。

　　今年2月，柳北区法院依法开庭审理该案。

　　蔡某诉称，在戴某无钱医病又急需人陪护照顾，而其子却不顾不理的情况下，其与被继承人戴某签订了协议书，且戴某先行聘请律师商议并草拟协议书后找到自己协商，双方是在律师见证下自愿签订的。其已依约尽职尽责履行了扶养义务，并妥善办理好了戴某的丧葬事宜，应按照协议约定内容继承房产。

　　庞小某辩称，其不同意蔡某的观点。第一，蔡某出示的协议书并非是被继承人戴某的真实意思表示。当年戴某因看病急需用钱，在特殊的情况下，戴某被迫才与蔡某签订了协议。第二，蔡某并未按协议书约定履行义务，且协议书中约定的权利义务也不对等。蔡某扶养照顾、安葬戴某仅花费数万元，却约定其在履责后获赠价值百万元的房屋，有失公正。第三，子女是父母最亲近的人，父母生病子女当然会出钱出力，况且子女继承父母遗产是天经地义的事，从来没有见过父母的遗产不留给子女，而送给外人的事情。庞小某表示，戴某名下的房屋应按法定继承处理，对于蔡某扶养、丧葬支出的开销，可以从戴某的遗产中扣除。

　　柳北区法院经审理认为，被继承人戴某与蔡某签订的协议书，性质上属于遗赠扶养协议，协议签订过程是在见证人的见证下签订完成的，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法院予以确认。法院根据现有证据所查明的事实，蔡某对戴某生前尽了照顾义务，在戴某死后也为其处理了殡葬等事宜，法院认为蔡某有权依据协议约定取得戴某名下房屋。

　　关于庞小某主张其作为子女也有出钱出力照顾母亲戴某，子女理应继承父母遗产的观点，法院认为，首先，戴某在疾病缠身，无钱医治、无人照顾的情况下，与蔡某签订协议书约定由蔡某对戴某进行照顾、支付医疗费并处理丧葬事宜，戴某将其财产赠与给蔡某，系戴某对自身权益的处分，不违反法律的规定，应认定有效。庞小某作为戴某的儿子，在戴某患病情况下未履行其本该承担的主要赡养、照顾义务，在戴某去世后又以对法定继承人明显不公为由，主张法定继承分配案涉房屋，有悖常理，法院对其主张不予支持；其次，戴某与蔡某签订协议书，并不排斥其他亲属、朋友基于亲情、友情对戴某进行照顾，故法院对于庞小某的上述辩称不予采信。

　　综上所述，法院依法判决原告蔡某受遗赠取得戴某名下房屋的所有权利。庞小某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二审法院经审理后依法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官说法■

　　根据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五十八条，自然人可以与继承人以外的组织或者个人签订遗赠扶养协议。按照本案遗赠扶养协议，蔡某个人承担戴某生养死葬的义务，享有受遗赠的权利。我国法律规定的继承方式有三种，即法定继承、遗嘱继承和遗赠扶养协议。法定继承是由按照法律规定的继承顺序直接继承；遗嘱继承是依照被继承人生前遗嘱进行继承；遗赠扶养协议是遗赠人与扶养人订立的，以被扶养人生养死葬及财产的遗赠为内容的协议，这类协议在我国的社会生活和司法实践中已有相当成熟的经验，它常常能在老人自主、自愿的情况下，更好地满足老人晚年所需的物质供养、精神支持或陪伴。但由于受遗赠人大多与被扶养人没有直接的亲属关系，甚至可能是由法定继承人以外的自然人或组织担当，有着较强的商事性，加上有偿遗赠付出的金钱可能会大于、等于或小于受遗赠人所取得遗产的价值，导致继承开始后，法定继承人往往因为没能分到遗产或少分遗产，而产生强烈的抵触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