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有这样一个司法案件：一家小报为了哗众取宠吸引读者眼球，恶意编排炒作某大牌明星和他母亲乱伦。撰写此文的记者还信誓旦旦说是他亲眼所见……
    此文自然不容易引起读者的关注。美国人民对倏兴倏灭的过家家式小报编排耸人听闻的谣言早已司空见惯，多半阅后一笑置之，不会真个对此类消息认真。更何况此文存在明显的常识漏洞：就算明星真个和母亲有乱伦行为，也多半在自家室内进行，怎么可能让一个小报记者“亲眼所见”？在美国未经允许擅入他人住宅主人开枪打死属正当防卫，连拘留也没一个的。
尽管负面影响相当有限，可当明星读到此文时仍血压升高，一怒之下把该小报和撰文记者告上了法庭，控告小报和记者诽谤罪。

官司一路打到联邦最高法院，九名大法官一致裁决明星败诉，理由是官员、政府和公众人物无权控告普通平民造谣诽谤，否则就是违犯美国宪法第一条修正案：剥夺公民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
在美国你不能用语言、图文、声像诽谤一个普通平民，否则你就吃不了兜着走，一旦被对方告上法庭，你铁定要被课以巨额罚款甚至锒铛入狱。中华大国民习惯的人前背后张家长李家短，在美国很可能会被司法问责。

但在美国你可随心所欲造政府的谣，挖空心思诽谤大大小小的官员，政府官员绝没能力把你告上法庭定罪。当官员遇上来自平民的诽谤式人身攻击时，唯一的对策就是挂冠而去远离官场。

华盛顿总统是美国公认的道德完人，可在他任总统的八年间，报纸对他的恶意诽谤一直没有停止过，从伪君子、自恋狂到恋态者不一而足。华盛顿总统在小报记者笔下简止就不是一个正常人。面对无中生有的造谣中伤，华盛顿唯一的对策就是尽量不看报纸；第二届总统任期一到就坚决退出白宫。
同样是那些诽谤中伤总统的报纸和记者，等华盛顿告别白宫后，就不约而同把前总统誉为前无古人的道德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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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为何对诽谤官员、政府之流的民谣听之任之呢？

一是民谣没有垄断和强力传播的手段，所以传播范围小，不容易造成大的危害。
二是多数民谣主要是信息不透明资迅不发达所致，政务一旦公开透明，涉及官员、政府的谣言诽谤就不攻自破。
三是谣言止于真相，官员、政府处处以真相示人自然就能远离谣言。
四是“民谣”能反映一定的舆情民意，有助于官员、政府了解民情及时纠错。
五是民众和官员、政府对信息的掌握没有对等性。官员、政府较之普通平民自然容易掌握到更多更丰富的信息量，天然处于信息的强势方。在信息不对等的情况下，公正人道的法律自然会向弱势方倾斜。
六是民众对官员、政府行使监督有时也以“民谣”的方式体现出来。因为民众天然处于资讯的弱势方，对政府、官员的监督更多来自蛛丝马迹和常识推理，不容易掌握准确详尽的数据。如果官员、政府拥有控告“民谣”的手段，就会利用“数据不实”大做文章。比如某记者监督出了一位贪官，推测该贪官的贪腐金额2万多元，可该贪官事实上只贪腐了一万九千。如果没有“民谣”的司法豁免，该贪官很可能控告该记者“造谣”把对方送上法庭。
六是公民的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不仅体现在拥有说话的权利，针对官员、政府还有说错话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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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谣”的盛行虽然不易给国家社会造成大的危害；但确然也带来很多伤害和不便，但这是社会的文明进步必须付出的代价。两害相权取其轻，相对于借打击“民谣”来限制甚至剥夺公民言论、出版自由的巨大危害来说，“民谣”的危害只能算小儿科，是民众应该且必须承受的代价。
与对“民谣”宽宏大量相反；美国人民极为警惕“官谣”，对哪怕看上去微不足道的官谣也锱铢必较穷追猛打。造谣、说谎的官员轻则丢官，重则司法问责身败名裂。
如某镇GDP只有3亿美元，镇长如为了显示政绩把GDP修改成3亿1千万美元，那是铁定要丢官的。美国严谨的财务审计制度没有给“中国式统计数据”留下任何空间。
美国人民为了防犯官员、政府利用公共资源造谣说谎，矫枉过正剥夺了政府和民主、共和两大传统执政党的“出版自由”。在中国人眼中牛烘烘的美国政府，居然没有哪怕一家从事内部宣传的官办报刊、杂志；没有一家电台电视台。
在美国人民眼中，政府和官员就是一个稍不留神就会作恶的“贼”；而不是“你办事我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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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政府严防“官谣”宽容“民谣”的良苦用心值得专制国家学习借鉴。

下面拿专制国家来说事：
因为官员、政府好暗箱操作全社会缺乏真相的缘故，专制国家的“谣言”较之民主宪政国家严重千倍。
专制国家除了盛行“民谣”外，还盛行能引发了巨大文明灾难的“官谣”。
我国大饥荒、文革等文明大灾难都是“官谣”引发的，没一个是“民谣”引发的。
大中国最具世界轰动性的“官谣”是“亩产万斤粮”，直接后果是三年人祸大饥荒，活活饿死了几千万农民，比2200年皇权中国在和平时期饿死人的总和还要多。
文革期间骇人听闻的湖南道县大屠杀，就是在地方政府的官谣“黑五类组成反革命武装别动队，企图对贫下中农实行反攻倒算……”推动下，对无辜弱势群体实族灭绝人性的大屠杀，连襁褓中的婴儿也难以幸免。
专制国家的“官谣”之所以能酿成文明大灾难，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专制政府能够利用国家机器强制性推广“官谣”，广大民众不可不信也不敢不信，导致反常识反逻辑的“官谣”在举国上下大面积传播。那时的中国只要是农民都知道绝无可能“亩产万斤粮”的，可全国农民在无情的官家谣言机器面前不得不表演出深信不疑的傻样；稍有质疑就会打为“恶毒攻击三面红旗”的阶级敌人。
和祸国殃民的“官谣”相比，“民谣”无论多么荒唐离谱，也不过像夜空中的流星倏兴倏灭，没能量酿成象样的危害，更不可能导致全国性大灾难。
“民谣”只有在被官家收编，转化为“官谣”之后，才有可能变身为洪水猛兽。如十九世纪后期大清国子民播散的关于传教士吃婴儿诱奸良家妇女的谣言，内容也够骇人听闻的，可除了烧个把教堂杀个把传教士外，一直未造成大面积的破坏，甚至于未造成社会暴力犯罪的提升。直到义和团暴民被拒绝维新变法坚持一条道走到黑的慈禧集团别有用心收编利用，用国家机器把那些栽赃抹黑基督教的“民谣”提升为“官谣”后，才酿成前所未有的反文明大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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