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告：栾永良，张淑红。
被告：栾锡奎、栾锡成、栾桂林。
案由：赡养纠纷
现年58岁的栾永良、59岁的张淑红系夫妻关系，现均患有严重疾病，丧失劳动能力，无经济来源。3被告是原告夫妇的子女，均已成年分家另居，但都分担有赡养义务（每人每年100元）。随着物价的上涨，加上原告需吃药治病，只靠每年300元的费用难以维持生活。原告在多次与3被告协商无果的情况下，向法院起诉，要求3被告年给付赡养费用1200元。医疗费用凭据由3被告负担，并耕种责任田。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赡养父母是每个子女应尽的义务，任何子女不得以任何理由或借口拒绝。2原告现年老多病，丧失劳动能力，无经济来源，3被告均应承担赡养义务。因目前物价上涨及2原告多病，原约定的赡养费远远不能维持2原告的生活现状。为此，对原告增加赡养费的诉请，予以支持。故作出如下判决：自2002年1月1日始，被告栾锡奎、栾锡成年给付2原告赡养费600元、被告栾桂林年给付2原告赡养费1000元，于每年1月30日前给付；2原告的医疗费用凭据由3被告各承担三分之一；2原告的责任田，由被告栾锡奎、栾锡成平均耕种，2被告年给付2原告水稻500斤、玉米500斤、烧草200捆。宣判后，被告栾锡奎不服，以已对奶奶尽赡养义务，不应再对父母尽赡养义务为由提出上诉，要求依法改判。
二审法院经审理认为，2原告患有严重疾病，缺乏劳动能力，又无经济来源，要求3被告赡养合情合理。上诉人提出赡养了奶奶就不应赡养父母，根据婚姻法有关规定，上诉人的奶奶应由自己的子女对其尽赡养义务，上诉人应对自己的父母尽赡养义务，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没有道理，不予支持。故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林涌人 李国华）
点评：
据案载事实，原告夫妇俩现均患有严重疾病，丧失劳动能力，无经济来源，在诉讼前即已经在依靠子女即3被告的赡养。这种情形表明，原告属“无劳动能力的或生活困难的父母”，一方面需要自己的子女的赡养，才能维持正常的生活；另一方面，由于原告本身已属需要子女赡养的人，故他们同时又对自己的父母而言，又属没有赡养能力的子女。根据婚姻法第二十一条的规定，原告在其子女已提供的赡养不是以维持正常的基本生活需求时，有权要求子女增加给付赡养费和履行其他赡养义务；根据婚姻法第二十八条的规定，“有负担能力的孙子女、外孙子女，对于子女已经死亡或者子女无力赡养的祖父母、外祖父母，有赡养的义务”，被告栾锡奎对祖母的赡养即来自这条规定。
有疑问的是，被告栾锡奎对祖母尽了赡养义务，是否就不应再对父母尽赡养义务，这正是其上诉的理由。一般来讲，孙辈对祖辈是没有赡养义务的，子女仅对自己的父母有赡养义务，在这个意义上，原告栾永良的母亲是应由原告栾永良等子女赡养的。但是，法律上考虑到特殊情况的发生，并在社会保障尚不发达或不具备的情况下，将祖辈的子女已经死亡或子女无力赡养时的赡养义务，分配或者说强制分配给了有负担能力的孙辈，据此所产生的孙辈对祖辈的赡养义务，即为有前提条件的法定赡养义务。
法律在规定孙辈对祖辈的有前提条件的法定赡养义务的同时，并没有规定孙辈对父辈的法定赡养义务是否应免除的问题。这是否为立法的疏漏，或者说根据推理应得出免除的结论呢？这就是本案提出的问题的关键所在。我们分析一下婚姻法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就可以得出明确的结论。该条规定了“有负担能力的”孙辈在两种情况发生时对祖辈有赡养义务。一种情况是“子女已经死亡”。这种情况发生，意味着孙辈对父辈的赡养义务不可能再发生，在逻辑上不发生双重赡养义务并存的问题，据此不可能存在立法疏漏和可推理免除的问题，另一种情况是子女没有赡养能力。这种情况发生，往往意味着父辈需要自己的子女尽赡养义务，且符合法律所规定的受赡养的条件，如果自己的子女固应对祖辈尽赡养义务而不应再对父辈尽赡养义务，父辈靠谁尽赡养义务呢？在法律没有明文规定可以免除的情况下，就意味着孙辈应承担双重赡养义务，不存在立法疏漏或可推理免除的问题。
在明确了孙辈的双重赡养义务后，在具体案件中所要考虑的问题，就是在孙辈已承担了一重赡养义务的情况下，孙辈在本案中应承担的赡养义务大小的问题。如在本案有3个赡养义务人的情况下，被告栾锡奎因承担了奶奶的赡养义务，就可以确定其对作为原告的父母的赡养义务比另两名被告要小一些，甚至可以根据其负担能力，不让其负担对父母的赡养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