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某村在报领高速公路征地补偿款的过程中，村长李某为了“弄”点钱用于该村建设，在事先允诺给两位村民组长一些好处后，指使该两位村民组长赵某和孙某，采取将河滩地报成旱田，将旱田报成园田或水田等“以次充好”的手段，虚报冒领国家高速公路征地补偿款20余万元。在虚报的这20余万元中，有4万元被村长、两位村民小组长私分，其余部分用于村里的公共建设。
[分歧]案发后，对于该村个别人私分这4万元钱的行为，认定为贪污犯罪没有异议，但对于骗取这20万元征地补偿款如何定性，则存在两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该村骗取这20余万元征地补偿款应认定为单位诈骗行为。但刑法并没有将单位规定为一般诈骗行为的犯罪主体，所以根据罪行法定原则，不能追究刑事责任，按无罪处理。
第二种意见认为，本案应当认定为自然人犯罪，按诈骗罪对村长及两位村民组长定罪处罚。
[评析]：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
首先，必须弄清单位犯罪与自然人犯罪的区别，单位犯罪与自然人犯罪相比具有以下两个特点：
1、犯罪构成要件上的特点。单位犯罪除了应具备一般犯罪构成的四要件（即主体、客体、主观方面和客观方面）外，还应当具备一个必不可少的构成要件，即法律明确规定。依据刑法总则30条的规定，只有刑法分则或者其他法律明确规定为单位犯罪的，才能构成单位犯罪，否则便不能构成单位犯罪。
2、犯罪行为方面的特点。单位犯罪与自然人犯罪在行为方面相比，具有以下两个明显的特征：一是单位犯罪的主观动机、目的必须是为本单位谋取不正当利益，而且“犯意”必须是以一定的程序、形式等表现出来的单位意志；二是单位犯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犯罪所获得的利益必须被单位占有、使用，而不能由单位内个别人或部分人享有，否则便是以单位的名义实施自然人犯罪。
上述两点是一般的自然人犯罪与单位犯罪之区别，不具备上述两个特点的犯罪，肯定不是单位犯罪。但具备了上述两个特点的犯罪，也不能完全肯定是单位犯罪，例如，为了犯罪而注册公司（或成立单位），公司成立后进行犯罪行为，也完全符合单位犯罪的所有构成要件及特征，但却不能按单位犯罪处理，只能认定为自然人犯罪；再如，国家机关实施的犯罪行为（如走私等），虽然在形式上也完全符合单位犯罪的构成要件与特征，但由于国家机关主体的特殊性，在认定犯罪时，无论法律有否规定该犯罪包含单位主体，一般都不能认定为单位犯罪，而一律认定为自然人犯罪。显然，具备了上述两个特点的犯罪也可能是自然人犯罪，所以在认定某种行为是否为单位犯罪时，应当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就本案的具体情况而言，由于其构成不符合上述的第一个特点，即没有法律明确规定，因而本案不能构成单位犯罪。
其次，本案既然不构成单位犯罪，能否构成自然人犯罪呢？答案是肯定的。诈骗罪的基本结构形式为：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实施欺诈行为——被害人产生错误认识——被害人基于错误认识处分财产——行为人取得财产——被害人受到财产的损害。
综观本案的各种行为、事实和情节：行为人实施了诈骗行为，也达到了法定年龄，具有辨认和控制能力，肯定存在故意，并且骗取了财产，所以本案完全符合诈骗罪的构成要件，应当成立自然人诈骗罪。
第三，认定本案为自然人诈骗，需要纠正的两个认识偏差：
1、纠正对财产犯罪动机、目的认识上的偏差。即一般人善良的意识认为：在财产犯罪中，尤其是骗取、窃取、侵占型的财产犯罪中，行为人应该出于将犯罪对象非法据为已有的目的，否则便难以认定为犯罪。其实这是一种对刑法认识上的误区，刑法中设定的每一条法律规范，都是为了保护一定的法益——即某种社会关系。对于财产犯罪而言，刑法所保护的法益，是财产所有人对其所拥有财产的各种权利，换句话说，刑法打击的是侵犯公、私财产的行为，而不是取得财产的行为。所以，只要行为人侵犯了刑法所保护的具体法益，并且达到了刑法所限定的程度，一般情况下，就构成该犯罪。
正因如此，刑法中的大部分犯罪并不以犯罪的动机、目的、个人是否取得财物为构成要件。如刑法第266条对诈骗罪的规定，并没有限定行为人骗取财物的动机或目的必须是据为己有，所以，在认定犯罪时，不能盲目地认为行为人为第三者尤其是为本单位而诈骗财物、或者将诈骗来的财物归第三者或本单位所有时，就不构成诈骗罪。
2、纠正认定犯罪判断方式、方法的偏差。为什么有相当一部分法律工作者在分析类似的案件时，会首先把案件定位为准“单位犯罪”，然后去对照诈骗罪的法律的条文，当法律条文没有规定单位是该犯罪主体时，就认定“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呢？
其实，这部分人在认定犯罪时犯了判断上的逻辑方式错误，即在认定犯罪时，本应该将法律规范作为大前提，将事实作为小前提，先看一看某个法律条文是怎样规定的，然后再看事件的主客观事实是否符合该法律规范规定的构成要件，进而对是否构成犯罪做出判断。而之所以出现判断上的错误，就是把小前提当成了大前提，先对案件事实审查后下一个“结论”，然后用这个“结论”去对照法律条文，看看法律有没有这个规定，如果没有，便得出“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的结论。例如本案，如果首先以事件作为大前提，先分析一下事实，得出“单位诈骗”这样的结论，再以这样的结论去对照刑法266条的规定，自然会得出“单位诈骗，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的结论。但是，这种判断犯罪的方法根本上是错误的。
综上，笔者认为，尽管本案的行为人是以单位的名义实施的诈骗行为，而且诈骗所得的财物实际上也被用于单位的公共建设，但这种诈骗行为严重地侵害了国家的利益，干扰了国家的正常管理秩序，若对这样的行为以“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而网开一面话，无疑会对国家的宏观调控及市场秩序的建立和运行，产生较大的负面效应。鉴于本案的情节、行为，完全符合诈骗罪的构成要件，应当对村长及两位村民组长以诈骗罪定罪处罚。
（作者单位：辽宁省凤城市人民检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