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案情简介
2002年5月1日至5月15日间，被告人王某某、于某、张某某、薛某某伙同李某（现在逃）在京包线194千米附近处停留待发的列车上，三次盗窃铁路承运物资。其中第三起具体犯罪事实如下：
2002年5月15日凌晨2时许，张某某伙同王某某、于某、李某窜至京包线194千米附近，用携带的断线钳剪断在此停留待发的24116次列车车门钳封，盗窃棉花2包，价值人民币3240元。随后张某某离开现场回家去开自己的农用三轮车准备运赃。张某某离开后，24008次列车到同一地点停留，王某某、于某、李某又从该次列车上盗窃棉花9包，价值人民币15 009.6元。王某某等三人尚未来得及将赃物从现场运走时，89586次列车经过现场，司机发现线路上有棉包停车查看，王某某等三人见状逃离。张某某开车来到现场附近时，见到有手电光，随即返回家中又用摩托车沿途寻找王某某、于某、李某，并将他们接回自己家中。后案发。
二、分歧意见
本案事实非常清楚，证据方面也确凿无疑，但对第三次盗窃棉花中，张某某对其返家取车时其他三人盗窃的9包棉花是否应承担责任问题上存在分歧。
一种观点认为：本案四被告人虽然事先没有明确的分工，但他们之间由于张某某家有车可以运赃，薛某某有途径销赃，几次共同盗窃后均由张运赃、薛销赃，基本已经形成一种默认的分工。张某某既参与共同盗窃，又负责盗窃后的运赃。因此，无论其他三人偷什么，偷多少，都不违背张某某的意愿，他们之间存在一种“概括的盗窃故意”，这种故意并不仅局限于盗窃2包棉花。且在王某某等人逃离现场的过程中，张某某用摩托车将他们拉到自己家中，确实起到了“接应”的作用，因此张某某应当对共同盗窃的全部结果负责。
另一种观点认为：从本案的实际情况看，这是一个松散的盗窃团伙，被告人之间事先没有明确的分工，也没有形成“默认的分工”，因为盗窃行为是四人共同实施的，盗窃行为完成后，张某某才返家取车运赃。虽然张某某后来开车将其他三人接到自己家中，是一种“接应”行为，但其“接应”的是他们共同盗窃的2包棉花。从本案的事实、证据看，无法推知张某某主观上有盗窃9包棉花的故意，其客观上更没有盗窃9包棉花的行为。因此把盗窃9包棉花的结果让张某某承担显失公平，也不符合一般共同犯罪定罪、处罚的原则。
三、评析
笔者同意第二种观点，张某某不应对其返家取车时其他三人盗窃的9包棉花承担责任，理由如下。
我国《刑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明确规定：“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这一定义科学地概括了共同犯罪的内在属性，体现了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根据“共同故意”这一条件的要求，共同犯罪人其中的个体超出共同故意之外的犯罪，不应认定为共同犯罪。
就本案来讲，各被告人之间形成了共同盗窃铁路承运物资的意思联络，主观上具有盗窃棉花的共同故意，客观上有盗窃棉花的共同行为，符合共同犯罪的构成要件。
张某某参与盗窃2包棉花的全过程，在四人共同实施了盗窃2包棉花的行为后，第一次盗窃行为已经完成。张某某返家取车的时候，同一犯罪地点又新进站一辆货车，其余三人新起犯意，又盗窃9包棉花，这是张某某无法预料到的，已经超出了张某某与其他三人共同的盗窃故意（此时的“个体”指的是除张某某以外的其他三人），实际上已经构成第二次盗窃。张某某后来的“接应”行为也是仅与第一次盗窃行为有直接的联系，与第二次盗窃行为无任何因果关系。所以，虽然两次盗窃对象都是棉花，但盗窃行为的主体是不同的，共同故意的内容也不同，不能混淆。从现有证据看，无法证明张某某具有盗窃后9包棉花的故意，也不能通过主观臆断来“推知”其有此故意。
根据主客观相一致原则的要求，排除张某某对盗窃9包棉花的责任是正确的，也是公平合理的。
值得注意的是，本案与各共同犯罪人之间有明确、具体分工的复杂的、特殊的共同犯罪是有区别的。本案的被告人并不是以此为业的惯犯，也不是有周密组织安排的盗窃，属于简单的、一般的共同犯罪。如果四被告人事先有周密的安排，张某某就负责运输赃物，其余三人负责盗窃则另当别论。
另外，此案也与有共谋而未实行是有区别的。从共谋行为的实质而言，它是一种为犯罪作准备的行为，不是犯罪意图的单纯流露，具有社会危害性。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为犯罪作准备的预备行为也是应受刑罚处罚的犯罪行为。所以即使共谋者中有由于主客观方面的原因未着手实行者，也与实行犯构成共同犯罪。例如，甲、乙共谋盗窃，即使只有甲一人盗窃得手，乙也构成盗窃罪的既遂。
综上，无论从本案具体事实分析，还是从公平的角度考虑，张某某都不应对其未参与盗窃的9包棉花承担责任。
（作者单位：北京铁路运输中级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