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澎湃新闻网报道，3月1日，全国政协委员李铀牵头，并联名曾蓉、刘建军等13位全国政协委员，向本次政协会议提交了《关于未成年人监护失职（疏忽）行为“入刑”的建议》，呼吁追究失职监护人的责任。 该提案称，我国儿童的第一死因是意外伤害。中国每年近1000万的孩子受到意外伤害，其中重伤及残疾者超过100万，死亡儿童达到10万，平均每天死亡270余名。而这些伤害事件中，大多数与监护人的疏忽失职直接相关，各种严重案例比比皆是，让人触目惊心。提案人认为，西方一些国家对于这块的要求，法律规定是非常严格的；因此，我国对父母严重失职的法律制裁也不能空白。
这应该是今年两会首个政协委员联名提案。对该提案调查所得出的相关数据的真实性不作评论，但从客观上来讲，所有造成儿童伤害和死亡的意外事故，都与父母监护职责的缺失有直接关联。可问题是，这种过失（疏忽）行为作为犯罪来处罚是否合适？刑罚的目的有两个，从正义角度看是为了惩罚犯罪，从功利角度是为了预防犯罪。从正义角度看，失职父母本身就是受害人，那么处以刑罚实质上是对受害人的二次伤害。而从功利角度看，这种预防犯罪的手段意义不大，如果草率立法，甚至根本无法执行，不具有可操作性。
立法应当符合中国的社会现实。提案虽然说的没错，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和地区，法律对于这块的要求是相当严苛；但在中国，这种事讨论起来却没有多大意义。孩子受到意外伤害，从常理上说属于防不胜防一类。城市双职工家庭养一个孩子都费了很大劲，不可能一个人不上班专门照顾孩子。对于贫困地区的家庭父母，对孩子照顾不周则更为普遍。数以亿计的农民为了生计进入城市务工，留守儿童若是出事了，当然也是属于父母监护失职（疏忽）行为。可他们父母辛辛苦苦工作，绝大多数都是为了自己的孩子生活过得好些。生活条件和经济压力摆在那儿。若说该提案提得好，孩子就只有等着受苦的份。显然不切实际。而且，随着生育第二胎的政策开放，有两个孩子的家庭会越来越多，痛失幼子，作为父母的那种撕心裂肺、肝胆俱裂，已经无法用语言去形容，此时再将他们抓去坐牢，嗷嗷待哺的孩子谁来管？失去一个孩子，一个家已经破了，刑罚再对父母追责，无异于是想让这个家更破。这既不符合传统道德，也不符合现代文明法治。
提案虽然还提出建立监护替代制度，但按照提案中“儿童监护疏忽罪”入罪条件和适用刑罚，中国每年近1000万的孩子受到意外伤害，将不知有多少父母会被追责？如果若干年内中国普通家庭经济还是现在这样，估计“儿童监护疏忽罪”就没多大震慑力，中国政府对监护替代制度财政兜底，应该是即没有这种能力，更没有这种准备。
李铀委员称，对于因监护人疏忽，以犯罪过失中的“应当预见而没有预见或已经预见但轻信可以避免”造成被监护人轻伤或心理障碍，或是被他人性侵、重伤等严重后果的，应当按此罪定罪处罚。其实，类似的案例，都与监护人疏忽大意有关。判断疏忽大意的过失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父母都是未成年孩子的法定监护人，“疏忽失职”对谁入刑？还有对于离婚家庭、收养家庭、父母均在外务工临时委托的监护人等等，实际上很难操作；另外，公安取证，检察院立案都很难搞，不具备实际操作的“入刑”本身就没有任何意义。法律的生命力在于执行，如果“入刑”还不如”“稻草人”，只会损害法律的权威。
笔者也认为，像提案中称，一名不满4岁的男童在洗浴中心溺水身亡，其母亲一直在旁边看手机这种事，是应该考虑要不要追究监护人刑责的问题。但大可不必弄一个“儿童监护疏忽罪”来，我国刑法第260条有虐待罪规定，本罪的主体为特殊主体，指对未成年人、老年人等负有监护、看护职责的人虐待被监护、看护的人。可以把“忽略儿童”列入本条款作为虐待罪的重要内容；我国的未成年人保护法第62条也规定了，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不依法履行监护职责，或者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行政处罚。对于“马大哈”父母，更多的应该列入治安管理处罚调整范畴。
与其建议刑法第四章增设什么“儿童监护疏忽罪”，不如建议政府掏钱，让所有家庭的孩子都能上幼儿园。同样目的是想让孩子少受到意外伤害，后者的效果可能要好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