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月，陕西原救援支队队长聂李强在一小区门外等人时，遇到两名14岁和16岁的女孩回家，遂起性侵的歹念，并用榔头猛击两女孩头部，且对一名还在挣扎的女孩实施猥亵后逃离现场。
事发后，俩女孩被送往高新医院进行抢救，两人是一对姐妹，姐姐16周岁，妹妹14周岁——姐姐抢救无效死亡，妹妹一度昏迷不醒。经法医鉴定，姐姐头部遭受钝性外力作用，致重型开放性颅脑损伤死亡；妹妹属重伤二级，伤残程度八级。
如此恶劣的案件，激起了极大民愤，聂李强成为众矢之的，作下如此恶事的人似乎只有死刑才能为他的行为付出代价。
2016年12月5日，西安中院对聂李强案公开审判。在一审中，法院认为聂李强的投案自首不足以轻判，而且对于受害人的赔偿没有到位，加之聂李强释放5年内有过强奸罪前科，构成累犯，所以最后判处聂李强死刑。之后聂李强提起上诉。
最终，今年1月20日，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做出终审判决，撤销原判，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被告人聂李强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由于聂李强属于累犯，对其限制减刑。
90万换减刑？
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对该案民事部分进行了“背对背”调解，最终聂李强家属答应赔偿受害者家属90万元，赔偿款已交到法院。
受害人律师张慧清说，“在赔偿问题上，谈判曾经陷入僵局……受害人目前还欠医院的医药费，幸存的妹妹后期还需要大量治疗费用”。张慧清说，家属也是迫于生活的需要，接受了最后90万元的赔偿。但是，他们难以写出谅解书。
据了解，在无法实现国家补偿的情况下，“赔钱减刑”在我国成了一个不得已的妥协之策，被告人通过财产来补偿弥补受害人家庭，进而在最大程度上维护受害方的利益。而这种 “以赔偿换减刑”的案子在我国并不少见，只是如聂李强案一般，许多被害者家庭并非真的由于赔偿主动原谅了被告。
在这里小编还是站《法治日报》的队，赔钱不能成为减刑的理由，刑法第三十六条规定，“由于犯罪行为而使被害人遭受经济损失的，对犯罪分子除依法给予刑事处罚外，并应根据情况判处赔偿经济损失。”这里的赔偿受害人经济损失，是属于罚金的部分，也就是附加刑部分。
附加刑，是因为主刑对犯罪分子的处罚还不够全面，所以要附加更多的处罚。
也就是说，本案受害者蒙受了巨大的精神和经济损失，法院本来就应该判处聂李强向受害者赔偿损失，聂李强赔偿的90万本来就应该给，也必须给。更何况，为受害者提供司法救助是这个社会应该做到的事，帮助其支付医疗费用，并对其予以一定的经济补偿，法庭更应该做的是，推动司法救助程序运转，而不是搞“背对背调解”。
另外，“赔偿减刑”有一个重要前提，那就是法官需要征求受害人或其家属的意见，他们同意调解，愿意接受经济赔偿并在一定程度上谅解被告人的罪行，才可能调解。被害人家属没有写出谅解书又何来的减刑？
退一万步讲，即使被害人迫于生活上压力写出谅解书，但并不是所有的案件都是可以适用“赔偿减刑”，2012年7月，最高法公布了《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明确了刑事案件中“赔钱减刑”只能适用于因婚姻家庭等民间纠纷激化引发的犯罪。严重危害社会治安、主观恶性较深的案件，即使积极赔偿也不能从轻处罚。
无论如何，小编觉得90万是无法衡量两个花季少女的青春甚至生命，毕竟，如果没有聂李强，还有无限美好的生活在等着她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