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全国首例已故夫妻冷冻胚胎权属纠纷案引发全国关注。
宜兴人沈某和妻子于2010年结婚，婚后由于多年未育，两人在南京鼓楼医院做了试管婴儿手术。前期试管培育受精已全部完成，准备进行植入胚胎手术的前一天，两人驾车发生车祸，相继离世。4位失独老人与南京鼓楼医院交涉，期望得到沈某夫妻冷冻胚胎的监管权和处置权，遭到拒绝。院方表示，虽然很同情这家人的遭遇，但由于国家对辅助生殖技术及胚胎处置有明文规定，因此无法将冷冻胚胎交给其处置。沈某父母遂以亲家为被告，诉至宜兴市人民法院，主张获得已故儿子、儿媳冷冻胚胎的监管权和处置权。
审理中，法院追加南京鼓楼医院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宜兴法院审理认为，施行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手术过程中产生的受精胚胎，为具有发展为生命的潜能、含有未来生命特征的特殊之物，不能像一般之物一样任意转让或继承，故其不能成为继承的标的，一审驳回原告诉求。原告不服该判决，上诉至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4年9月17日，无锡中院对全国首例已故夫妻冷冻胚胎权属纠纷案作出终审判决，撤销了原审法院判决，支持了上诉人失独老人关于获得已故儿子、儿媳冷冻胚胎的监管权和处置权的诉求。
4位老人面临的代孕困境
2016年12月20日，4位老人、2名代孕机构员工、3名宜兴法院执行庭的工作人员一起来到鼓楼医院。医院实验室的人拿着液氮罐走进会议室，只用了十几秒，就把盛有受精胚胎的导管取出，迅速插入沈新南等人带来的进口液氮罐。
“其实所有人都知道老沈想把胚胎拿出来做什么，他肯定是要传宗接代的。”李云说。
但在中国，代孕被明确禁止。
2001年，卫生部出台《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规定：“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应用应当在医疗机构中进行，以医疗为目的，并符合国家计划生育政策、伦理原则和有关法律规定”、“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不得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术”。
而代孕是否违法，在法律界也有争议。
自己无法再生育，亲属志愿代孕又不可行。无可奈何之下，老人们将目光投向了明处的、暗处的各种代孕机构。
在刘保君之前，沈新南接触了几十家代孕机构。仅上海一地，他至少认识30家。
与刘保君见面时，沈新南已经听了许多代孕培训课程，成了半个专家。刘自称是中国最早从事代孕行业的人，懂技术，在一些东南亚国家有过不少成功案例。
经过协商，刘保君决定以成本价为沈家代孕，“代妈20万，一年生活费10万”，做不成，不收钱。
此后，双方又通过十多次电话，也为代孕、生产中的各种风险争吵过。最终，沈新南把这些责任一股脑揽了下来。
老挝代妈在广州产下男婴
2017年1月初，刘保君的几名同事从云南出发，到老挝境内自驾游,那只装有胚胎的液氮罐得以带出国境。在老挝，刘保君为胚胎选了一名27岁的代孕母亲坤达。行内人称“代妈”。她还与刘保君达成了口头协定：如果顺利怀孕生子，她将放弃孩子的抚养权。
为了减少妊娠风险，医生从4枚胚胎中挑选了最具潜能的2枚，移植到坤达体内。其余2枚，仍被冷冻在老挝的那家医院里。移植成功后，受代妈自身条件及各种外在因素影响，成功率往往只有50%。这次也不例外，移植了两枚，只有一枚成功着床。
沈新南等人对坤达的了解，也只停留在体检报告上。
每隔30天，坤达就要进行一次孕期产检。即便胎儿孕育过程十分顺利，但接下来仍有难题困扰着刘保君和沈新南等人。
与其他海外代孕不同，因为沈杰、刘曦已经去世，孩子在国外出生后无法进行亲子鉴定，办理不了中国旅行证。没有中国旅行证的孩子，不能入境回国。
为此，没到预产期，刘保君就为坤达办理了赴中国的旅游签证，安排她到广州的一家民营医院待产。
2017年12月9日，坤达肚里的孩子在广州出生，男孩。沈新南夫妇和胡杏仙立刻从宜兴飞到广州，见到了这个盼了4年多的孙子。
邵玉妹记得，孩子刚出生时还没长开，皮肤皱巴巴地缩在一起，但是“很白”。
外婆胡杏仙给孩子起了个小名：甜甜。她希望甜甜的到来能给他们带来甜蜜，苦尽甘来。
沈新南打算先骗着甜甜，告诉他爸爸妈妈出国了。等甜甜大一些、懂事一些，再告诉他自己身世的真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