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发21年后，安徽涡阳“五周杀人案”迎来再审宣判
4月11日，安徽省高院判决，原审被告人周继坤、周家华、周在春、周正国、周在化无罪。此前，5人中2人被判处死缓，1人被判处无期徒刑，2人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到2018年1月，5名原审被告人皆已刑满获释，其中被羁押最长时间者失去自由近21年。
毋庸置疑，这是一份众望所归的判决书。当刑诉的齿轮徐徐启动，沉重的刑罚枷锁加诸于人，数名当事人付出了人身自由多年被剥夺的惨痛代价，应有的家庭幸福亦不复存在。即便是可以根据《国家赔偿法》申请赔偿，这种莫大的人生苦痛，又岂是金钱所能完全弥补？
刑罚是最严厉的国家惩罚，正因为这种对人身自由的强制威力，才有极为严格的诉讼程序，特别是证据标准，在精准打击犯罪活动的同时，也要防止司法公器被滥用，保护公众的合法权益。
令人遗憾的是，21年后的今天，回看这起牵涉多人的刑事案件，从侦查到公诉、庭审，从一审再到二审，在关系当事人是否有罪的关键环节上，屡屡偏离法治轨道，证据“瑕疵”更是随处可见。
比如，言词证据“当家做主”，缺少物证。在案发现场，公安机关没有提取到血迹、指纹、足迹等与犯罪事实有关的痕迹物证，送检衣服均未检出人血，先后组织多次打捞及数次搜查，均未获取与本案有关的物证等。
如果这些关键证据一概缺失，就不能证明原审被告人与案发现场之间存在直接联系，根据新旧刑诉法，“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
再比如，现有“言词证据”的效力问题。除了当事人的“有罪供述”在重要情节上前后矛盾、相互矛盾，不能相互印证，供述内容与鉴定意见等证据反映的情况不符外，更有证人证言多次反复、一被害人陈述前后不一且与其他证据相矛盾等“硬伤”，这些足以判定客观真实性存在合理怀疑，依法不能作为定案根据。
而多名证人曾因伪证罪被捕，后不予起诉，更让相关证言的证据效力大打折扣。
定罪量刑是要靠证据说话。即便是1996年修订的刑诉法，也规定“证据必须经过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
只可惜，在该案中，证据“硬伤”之多，着实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为何办案机关视而不见、充耳不闻？不应忽视的是，在有关报道中，还披露了“死者父亲喝药自杀，一审判决结果逆转”“5名被告人、18名证人自称遭刑讯，当庭翻供”“三天三夜突审”等信息。
“五周杀人案”洗冤，在十八大以来冤假错案纠错成司法改革重要动作的大背景下，确实属于“常规动作”；跟聂树斌案、呼格案等标志性案件相比，吸引的关注度也边际递减。饶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