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情简介]

2010年5月20日，兴国县隆昌矿业有限公司原股东王庆龙、法定代表人刘惠斌向兴国县工商局举报，称该公司现法定代表人苏延河提供虚假材料骗取登记，非法转让王庆龙股权，并将法定代表人刘惠斌变为苏延河。在向苏延河调查过程中，苏延河反过来向该局举报，称王庆龙是印度尼西亚人，没有中国国籍，不能成为中国有限公司的股东，登记时其提供了非法的中国公民身份证，目的是骗取钱财。

兴国县隆昌矿业有限公司注册登记情况：

（1）2002年5月，兴国县隆昌矿业有限公司登记成立，成立时股东为苏延河、陈金达、甘阿亮、何惠燕，注册资本58万元，法定代表人苏延河。

（2）2009年1月6日，该公司向兴国县工商局申请变更登记，变更后的股东为苏延河、王庆龙两人，注册资本和法定代表人未变。

（3）2009年6月9日，该公司向兴国县工商局申请变更登记，股东和注册资本未变，股权比例发生变化，法定代表人变更为刘惠斌。

（4）2010年5月17日，该公司向兴国县工商局申请变更登记，股东为苏延河、刘艳琼，法定代表人为苏延河，注册资本未变。

经调查：

（1）经兴国县公安局通过全国出入境信息查询网络查询，王庆龙自2007年2月3日至2009年9月15日期间，持中国护照在中国各出入口岸往返，现还持有2009年10月13日签发的中国护照。在第一次和第二次变更登记材料中，王庆龙却提供了中国公民的身份证复印件。通过前往山西调查，公安部门出证，王庆龙按购房原因于2007年1月迁入山西大同市并办理了居民身份证，后公安部门发现其为印度尼西亚国籍，于2010年3月18日将其户口注销。

（2）在第一次和第二次变更登记材料中，该公司提供的股权转让协议为股东真实签字，但他们又另外签订了一份确认书，明确该两份股权转让协议仅为工商登记之用，对股东股权无约束力，实际的股东权力分配以另外一份股权转让协议为准。

（3）在第三次变更登记材料中，该公司提供的股东会决议、股权转让协议，经江西省求是司法鉴定中心鉴定，王庆龙签名不是本人所签。苏延河供述，系其未经授权代签，事后也未经王庆龙追认。

[争议焦点]

在对证据的认定上，执法人员对该公司第三次变更登记提供虚假材料的事实看法一致，但对第一次和第二次变更登记中，提供的王庆龙身份证复印件及股权转让协议是否构成虚假，却出现了分歧。主要有两种相反的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王庆龙身份证复印件及股权转让协议不构成虚假。理由为：（1）王庆龙的身份证为法定的公安部门办理，具有法定效力，且山西公安部门出证表明，其户籍为“注销”，而不是“撤销”，其在注销以前的中国公民身份合法，办理变更登记时属合法的中国公民，提供的身份证复印件在合法有效期内。（2）两份股权转让协议为股东的真实签字，可以认为是股东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能认定为虚假。其工商登记的股权转让协议与实际的股权转让协议虽不一致，但那是民事法律关系调整的范畴，行政法不能干预，工商机关登记只是形式审查，只要提供的材料形式合法，就不能认定为虚假。

第二种意见认为，王庆龙身份证复印件及股权转让协议构成虚假。理由为：（1）在办理变更登记期间，王庆龙不是中国公民，不能成为中国有限公司的股东，其身份证的办理为非法办理，自然无效。（2）两份股权转让协议虽为股东的真实签字，但与实际的股权分配不相符，与实际有约束力的股权转让协议不一致，说明该公司登记时，全体股东带有明显的欺骗性。

[评析]

本案中，争议的焦点就是对登记材料虚假的认定问题。在对公司登记材料的认定问题上，公司法及公司登记管理条例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执法人员在主观认识上也存在不同的观点。在实践中，主要有以下三种论调：一为“形式论”，即认为公司提供的登记材料只要形式合法，就不构成虚假。二为“主观论”，即认为公司提供的登记材料只要是全体股东的真实意思表示，就不构成虚假。三为“客观论”，即认为公司提供的登记材料要真实客观、合法有效。从公司法和公司登记管理条例规定上去理解，对公司提供登记材料是否构成虚假的认定，必须分为两个方面。其一，在登记审查时，工商机关采用书式形式审查，只要其提供的材料在形式上合法有效，符合法定条件和形式，就应给予其办理登记。也就是说，在登记审查时，可以不对材料的实质内容即是否构成虚假进行认定。比如，对股东的签字，在登记审查时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对股东的笔迹进行鉴定；对股份转让协议，在登记审查时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对其实际转让情况进行核实。其二，在监督管理中，特别是在实施行政处罚时，才必须对材料的真实性进行全面实质的审查，对其是否构成虚假进行认定。从公司法和公司登记管理条例对骗取登记禁罚合条的规定来看，对登记材料真实与否的认定，采取的是登记后实质审查和追责的方式。从对事物真假辨别的常理来说，虚假登记材料的表现形式主要有以下三种：形式上虚假，如股东假签字；内容上失实，如虚构股东会决议；法律上无效，如不合法或一方受欺诈的股东会决议。要特别指出的是，只从材料的形式和股东的意思表示上，很难判断其虚假与否，更不能作为认定虚假与否的标准。

就本案而言，王庆龙的身份证复印件就是一份虚假的登记材料，其身份证在法律上无效。根据我国对户籍管理的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具有外国国籍的人不能取得中国国籍，根据其自2007年2月3日至2009年9月15日期间，持中国护照在中国各出入口岸往返，现还持有2009年10月13日签发的中国护照的证据表明，其没有中国国籍，不是中国公民，不能取得中国居民身份证。尽管其在登记时已经取得了中国居民身份证，但这种取得也是违法的，所取得的中国公民身份证也是无效的。虽然山西公安部门的出证表明其身份证是“注销”，而不是“撤销”，但也不能认定其注销前就有法律效力。认定注销前具有法律效力的前提是合法取得，而非法取得的证件自始都没有法律效力。如，工商机关对不符合有限责任公司条件的人办理的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在法律上也是无效的，必须予以撤销。两份股权转让协议尽管都是股东的真实签字，即使能认为其是股东的真实意思表示，但也不能从这一点上排斥其虚假性。因为其与真正的股权转让协议不相符，实际上是全体股东仅为登记杜撰出来的协议，表现为“无中生有”，内容失实，对工商机关带有明显的欺骗性，应认定为虚假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