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网讯：张力今年年初购买了一台新车，2003年5月10日晚他去一同学家参加聚会，散场时因刘毅住得较远，晚上又无公交车经过，主人便提出让张力开车送刘毅回家。张力酒后虽感觉有点头晕，但又不便拒绝，就趁着酒意说：“我有言在先，开车可以，出什么事我可不负责”。刘毅见他答应，高兴地说：“行，你开车送我，有事我负责”。车开到中途撞在路边树上，造成刘毅头部受伤，花费治疗费5000余元。张力的车辆受损，损失2000余元。双方就刘毅的治疗费承担问题协商未果，刘毅将张力告上法院，要求其赔偿因不当驾驶造成自己的损失。

本案事实较为清楚，但如何确定张力的责任却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

一种意见认为，张力在开车前即声明出事不负责任，刘毅作为一成年人，对张力酒后驾车的危险性应该有所判断，但他仍然明确答复有事自己负责，即预先已放弃损害赔偿请求权，事后又向法院起诉张力，违反了开车前两人所达成的协议，亦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对其请求应判决驳回。

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张力与刘毅之间在开车前的对话并不产生《合同法》意义上的合同效力。张力既已同意出车，应履行谨慎驾驶义务，其身为驾驶员，应知晓酒后不得驾车这一最普通的交通常识，但他轻信能够避免危险的发生，张力对此负有重大过失。本案的交通事故与此有直接因果关系，故张力对刘毅之损害不能免责。

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要确定张力应否承担责任，关键是要搞清重大过失责任能否预先除这一法律命题。我国法律对此并无明确规定，但是我们可以从民法的基本原则出发来进行考察。1、行为人负有重大过失的本身即意味着背离了诚实信用原则。诚实信用原则包含了“善意”、“诚实”、“信用”三层内容，要求人们行事必须出于善意，实事求是，以诚相待，信守承诺，履行义务。本案张力虽无伤害刘毅之故意，但他理当明白酒后驾车的危险性，并将自己酒后不适的情况向刘毅明确通报，待酒醒之后再行驾车。遗憾的是，张力选择了出车，因其重大过失酿成了事故，依法应承担责任。显然，正是拒绝承担责任的他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2、重大过失免责与公平原则相冲突。法律的要旨与最高价值目标在于寻求人们权利义务的均衡，彰显社会正义之理念。基于此，一项民事行为遭遇显失公平的后果，即使非因一方当事人欺诈、胁迫或乘人之危等恶意行为引起，利益受重大损失一方也应有权寻求法律保护。本案作为搭车人的刘毅客观上无从真切地判断张力的驾车状态，他虽在张力声明出事不负责任后回答有事自己负责，但是又有谁会将自己的生命安危托付于一个酒醉的司机，而且还心甘情愿地自行接受伤害的后果呢？刘毅应景式的答复自然不能视作是放弃损害赔偿请求权的行为。如确认张力对自己酒后驾车肇事这一重大过失行为可以免责的话，则将受害人刘毅陷于极为不利之境地，毫无疑问，他将丧失司法救济而无奈地忍受肉体与金钱的双重损害。如此则公平与正义何存？3、重大过失可以预先免责有悖公序良俗原则。公民个人民事权利的行使不得违反法律和政策，不得违背社会公德，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主观上有过失，客观上有损害就应赔偿，这是一条最普遍的公理。轻易肯定一项侵害个体权利的规则，其背后往往隐藏着对社会公共利益的漠视。法律是一种社会契约，私权理应受到充分保护，但终应限制在社会公共利益的范围，如果任由私权冲破社会公共利益的藩篱，则法律将不成为法律，权利滥用、道德滑坡将是可以期想之事。而这，当然是我们不愿看到的。在法律无明文规定的情况下，民法的基本原则即充任公民的行为准则和法院的审判准则，在处理象本案这类案件时，将案件争议置于基本原则之下进行考量，有利于正确识别案件性质，实现法的价值，达致公平与正义的结果。因此，重大过失责任预先免除的约定应认定其无效，本案刘毅有权向张力主张赔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