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情

覃林和赵凯均是某小学六年级学生。2004年9月覃林之父覃某为覃林向人寿保险公司投保了学生平安险，保险金额最高为30000元，期限为2004年9月1日至2005年8月31日。2005年3月27日放学后，覃林和赵凯等同学在学校操场上踢足球，覃林一脚踢飞足球，射在赵凯脸上，使其受伤跌倒。在老师的帮助下，赵凯被及时送到医院就诊，诊断为“脑外伤，中度异常”。自当天至4月16日，赵凯在医院治疗，花去医疗费共计12340余元。出院后，赵某向人寿保险公司索赔。保险公司在调查后，向赵某支付了保险金9000元。随后，赵某找到覃林的法定代理人覃某，要求覃某赔偿医疗费、护理费、营养费及精神损害赔偿金等共计2万余元。两家协商未成，赵某即以赵凯法定代理人的身份将覃林其法定代理人覃某告上了法庭。

法庭上，覃某对覃林踢足球致伤赵凯无异议，但得知人寿保险公司已向赵家支付了保险金后，认为赵家的损失已得到了补偿，自己仅应赔偿不足的部分。

法院经审理认为：覃林与同学踢足球时造成了赵凯人身损害，依法应当给予赔偿。由于人身损害赔偿和人身保险合同是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二者不能相互取代或者补充，故对原告的诉讼请求依法予以支持。据此，法院依法判决覃某向赵凯赔偿医疗费、护理费、营养费、精神损害赔偿金等各项费用共计14000余元。

说法

魏建国（新野县人民法院副院长）：本案的焦点在于：受害人作为人身保险的被保险人能否既向保险公司索取保险金，又向侵权行为责任人请求人身损害赔偿。

一、侵权法律关系和人身损害赔偿关系是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

第一个法律关系是因侵权行为而产生的人身损害赔偿。人身损害赔偿是指因违法行为侵害公民的身体权、健康权、生命权等物质性人格权，造成了受害人身体的损伤或生命的丧失，侵害人应当依法承担受害人因此所受到的财产损失的侵权民事责任。

第二个法律关系是因投保人与保险人签订保险合同而产生的人身保险合同关系。人身保险是以人的生命和身体为保险标的，以被保险人的生、死、残、废、疾病为保险事故的保险。当被保险人的身体或生命因意外事故、意外灾害、疾病、衰老等原因，以致死亡、残废或丧失劳动能力、年老退休或保险期满时，保险人按照保险合同的规定，向被保险人或受益人给付保险金或年金。因此，人身保险不仅是一项社会保障制度，还是一种半强制性的储蓄，投保人交纳的保险费，保险人最终都将以各种形式返还给被保险人或其受益人。而且，人身保险不存在重复保险问题，投保人无论向多少人投保，人身保险事故发生后均可同时按约取得保险金。

二、两种法律关系性质不同，不能相互取代、相互补充

我国民法通则第119条规定：“侵害公民身体造成伤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因误工减少的收入、残废者生活补助费等费用；造成死亡的，并应当支付丧葬费、死者生前抚养的人必要的生活费等费用。”可以看出，侵权行为人的赔偿责任并不因受害人获得保险金而予以减少或免除。因为这是性质不同的两个法律关系。在人身损害赔偿中，民法保护的客体是公民享有的物质性人格权，侵害人赔偿的不是人身损害或死亡这一损害事实的本身，而是这种损害所造成的财产损失。在人身损害赔偿中，当事人之间是侵权法律关系，受害人向侵权人索赔损失的事实根据是侵权人的侵权行为与受害人的人身损害后果之间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法律依据是民法通则。而在人身保险中，当事人之间是合同关系，被保险人或受益人获取保险金的法律依据是保险法，事实依据是双方签订了人身保险合同，而且保险事故已经发生。

其次，人身保险的性质、特征决定了其不适用补偿原则。补偿原则是指保险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从保险人得到的补偿恰好填补被保险人因事故发生所造成的损失。实行补偿原则是为了防止被保险人从保险中得到额外的利益，以致不合理地扩大保险人的责任，防止诱发人为危险，这是财产保险特有的原则。如果在人身保险中适用补偿原则，不仅在理论上不能说通，而且，被保险人从保险人那里获取保险金后，加害人不赔偿或不全额赔偿，客观上等于助长了加害人的侵权行为，其危害社会的后果是可以想象的。相反，我国法律明确规定了此种情况中被保险人的请求赔偿权。《保险法》第68条规定：“人身保险的被保险人因第三者的行为而发生死亡、伤残或者疾病等保险事故的，保险人向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给付保险金后，不得享有向第三者追偿的权利。但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仍有权向第三者请求赔偿。”

综上，在本案中，覃林的法定代理人向赵凯赔偿是基于其侵权行为，而赵凯获取保险金是由于其法定代理人与保险公司签订了人身保险合同，二者基于不同的法律事实，不可混为一谈。赵凯在获取保险金后，仍可基于侵权关系依法向覃林及其法定代理人要求其承担人身损害赔偿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