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案权利主体的确认对协议效力的影响

　　【案情】

　　原告：吕某

　　被告：某建安公司

　　被告：某工商局

　　吕某原系某建安公司下属工程处的法定代表人。1995年12月7日，该工程处与被告某工商局签订宿舍楼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工程实际由吕某组织的具有相应资质的施工队施工，该工程处未对工程投入资金，工程所需款项均由吕某个人拆借垫付。建安公司仅按内部交易习惯按比例收取管理费。1996年10月5日，工程经验收合格后交付工商局使用。其间，工商局向吕某支付部分工程款。1999年7月，该工程处撤销，债权债务关系均转归建安公司。12月15日，受工商局委托，审计事务所对工程结算进行审计。2002年3月19日，工商局同建安公司签订还款协议“一、经双方确认，工商局尚欠建安公司工程款521467.71元；二、工商局保证在四年内于2005年12月底前分四批还清所欠工程款；三、工商局如按前述规定还清欠款，建安公司将放弃加偿滞纳金等。”2002年6月25日，原告吕某以建安公司怠于行使对工商局所享有的债权，损害其合法权益为由，向人民法院起诉，要求代位行使建安公司对工商局所享有的债权，请求工商局支付尚欠工程款54万元及滞纳金238140元。

　　法院判决：“被告工商局支付原告吕某工程款521467.71元，工商局与建安公司因本案工程所产生的债权债务关系消灭。”三方不服上诉，二审法院以原判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为由发回重审。审理期间吕某撤诉。

　　2003年8月13日，原告吕某以二被告拖欠工程款为由，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二被告支付工程款并赔偿损失计79.9万元。庭审中，原告增加诉讼请求标的额为923313.60元，但未缴纳增加请求部分的诉讼费。

　　二被告辩称，原告不具备主体资格，二被告签订协议有效，欠工程款数额实为37万余元，且不应付滞纳金。

　　【审判】

　　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原告吕某是工程实际权利人，具有独立的民事权利，二被告签订还款协议属恶意串通行为，被告建安公司处分该权利的行为无效，对原告不具有约束力。原告主张工程款为521467.71元，应予确认。滞纳金的计算，应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被告工商局应向原告履行义务，被告建安公司虽不承担债务责任，但应对原告权利的实现，负担协助结算、开票义务。遂作出如下判决：一、被告某工商局给付原告吕某工程款521467.71元，并支付滞纳金277532.29元；二、被告某建安公司不承担债务责任。二被告不服上诉，2004年1月18日江苏省徐州市中级法院二审维持原判。

　　【评析】

　　案件涉及以下三个争议焦点需加以探讨：一、原告主体是否适格；二、工程款及滞纳金的计算；三、二被告所签还款协议的效力。

　　争议焦点一：关于原告主体适格问题

　　审理中一种意见认为，本案原告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吕某系被告某建安公司下属工程处的法定代表人，合同施工人系工程处，吕某签订合同和施工等一系列活动属职务行为，工程处撤销后，债权债务归并建安公司，建安公司系权利主体。其理由是：根据合同法第八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本案讼争合同主体是工程处和工商局，建安公司基于合同关系，与工商局之间产生权利义务关系。既然合同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合同主体以外的其他人则无资格享有权利。吕某系单位职工，其所投资金可视为单位借款，属履行职务行为，可以通过其他途径解决。

　　第二种观点认为原告主体适格

　　合议庭最终采纳了该意见。理由如下：首先，合同的形式主体虽然是工程处，但实际施工人是吕某。吕某以工程处的名义与工商局签订合同，是一种挂靠行为。合同签订后，从工程开工到竣工，实际由吕某组织实施，所有与工程有关的合同施工主体应尽的义务，也均由吕某独立完成。工商局付款也是给吕某个人的。其次，建安公司未对工程有任何投入。一、二审诉讼中建安公司均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对工程有资金、劳务或技术等投入。第三，建安公司收取了吕某的管理费。建安公司有在其名下的很多施工队，包括其领导成员大多有个人施工队。按内部交易习惯，每一施工队均以建安公司名义对外签订合同，由建安公司收取一定比例的管理费，负责结算开票等相关辅助工作。综上，原告吕某不仅是被告建安公司的职工，更重要的他是合同的实际权利享有者和义务承受者，当然具有独立的民事权利，具备原告诉讼主体资格。

　　争议焦点二：工商局拖欠工程款以及滞纳金的计算

　　审理中有观点认为，吕某不是合同主体，不享有取得工程款的权利，更谈不上滞纳金问题。即使支付工程款和滞纳金也应向建安公司支付。另外由于二被告之间有协议约定，所以只能付工程款，不能付滞纳金。

　　还有观点认为，即使吕某具有获得工程款和滞纳金的权利，也不能付521467.71元工程款，滞纳金的计算也应以审计时即1999年12月起算。而不能以竣工时即1996年10月起算。其理由是：原告吕某没有足够证据证明工程款是521467.71元，其依据的是二被告所签协议，在诉讼中，二被告重新核对帐目欠工程款是37万余元，原协议当然失效。原告依据失效协议要求法院予以确认显然错误。滞纳金的计算从竣工时起算也是错误的，因为在审计之前，合同未约定具体工程造价，审计后方可确定，不确定则无法付款，故不能负担滞纳金。

　　笔者不同意上述观点。吕某具有独立的民事权利，理所当然应获得工程款。关于工程款数额的确定，原告提供的最重要的证据就是二被告所签协议。原告吕某多次在工商局领款，并常有实领数额小于票面金额情况。二被告签订的还款协议已明确：“经双方确认，尚欠工程款521467.71元”，这一数字精确到分。二被告均是正规单位，双方财务健全，应是精心核对后得出的。从工商局提交的付款明细表看，工商局自2002年2月7日以后从未支付工程款。二被告所签协议时间在后，且在原代位权为案由的一、二审诉讼中，三方当事人均予以认可，故被告工商局抗辩尚欠工程款37万余元的理由不能成立。关于滞纳金问题，按建设工程合同的约定，工程款应按施工进度付款，工程竣工就应当付清。本案工程在1996年10月竣工，建设方工商局拖至1999年12月才审计，责任在建设方。故以竣工时起算滞纳金顺理成章。

　　争议焦点三：二被告2002年3月19日的还款协议是否有效，有无恶意串通行为，建安公司能否处分该权利

　　审理中一种观点认为协议有效。二被告之间基于建设合同设立了债权债务关系，建安公司作为债权人自然有处分债权的权利，债权债务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真实，故建安公司有权处分。但由于欠款数字不准，经过二被告重新核对帐目，欠款数为37万余元，原协议则自然失效。

　　还有观点认为，如果认定该协议属二被告恶意串通形成，则协议无效，也就不能证明欠原告工程款为521467.71元，原告无证据证明尚欠工程款，依法应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合议庭最终否定了二被告签订协议的行为，但确认了协议中的工程款数额。首先，合同形式上是二被告之间签订的，但合同的实际履行人是原告与被告工商局，双方因合同的实际履行产生债权债务关系。其次，被告建安公司按其内部交易习惯，收取原告管理费。应当为原告合法权益的实现做出积极的帮助工作，而在原告权益受到多年损害且未经原告同意的情况下，仍与被告工商局签订还款协议，并将还款时间推迟至2005年底还清，且放弃滞纳金。该协议显然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属恶意串通行为。最后，双方虽属恶意串通，但也不能全盘否定该协议的效力，否则，赖以支持原告诉请的欠款数额则无依据。欠款数额521467.71元仍应认定有效。如此认定，既体现了法律的公正与严肃，又符合证据规则的要求，同时也反映提出对己不利的证据害处之所在。

　　顺便一提原告原以代位权为案由提起诉讼能否成立的问题

　　有一种观点认为原告可以行使代位权。建安公司基于合同取得对某局的债权，因建安公司与工商局签订还款协议，处分债权，怠于行使到期债权，给原告吕某造成损害。同时建安公司处分权利，则要承担对原告吕某的债务，这样，就形成了三角债，原告为实现权利，当然可以行使代位权。

　　对此笔者不以为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一条规定“债权人依照合同法第73条的规定，提起代位权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债权人对债务人的债权合法；（二）债务人怠于行使其到期债权，对债权人造成损害；（三）债务人的债权已到期；（四）债务人的债权不是专属于债务人自身的债权。”而本案中，通过前述分析可看出，原告吕某因实际履行合同，与被告某局之间产生了债权债务关系，建安公司与吕某之间、工商局之间均未设立合法的债权债务关系，其与吕某之间是挂靠关系，权利是收取吕某管理费，义务是为吕某开票、结算等相关辅助工作。其与工商局之间设定还款协议的行为无效。显而易见，代位权诉讼不能成立。

(作者单位：江苏省邳州市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