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医疗机构认为医疗单位是由国家财政补贴的公益性非赢利机构，医疗事故的赔偿实质是国家赔偿，是用纳税人的钱赔偿患者个人，最终损害的是大多数患者的利益，特别是精神损害赔偿更是国有资产的严重流失。以此为依据，他们还强调赔偿应低于其他事故赔偿，尤其应低于盈利性的如交通、民航事故的赔偿。确定医疗全面赔偿责任体现了对公民人格尊严的尊重，体现了法治的惩罚性、抚慰性和调整性功能，没有全面赔偿，只有象征性赔偿，是对民事过错行为的一种放纵。因过错致患者伤上加伤、病上加病，甚至死亡的医疗机构应负全面的赔偿责任。此外，为弥补患者损失，国家也可推进医疗保险制度的建立，采取“患者自愿投保和医疗机构为医务人员投保”的方式，由社会分担医疗风险。　

　　我国鉴定制度的改革，应突破原有框框，重新构建科学、公正、高效的医疗事故鉴定机制。在医疗行政部门和医疗机构尚未脱钩的情况下，行政性的医疗鉴定因其缺乏中立性，无法实现医疗鉴定的客观性、科学性的属性，已失去存在的合理性，所以，应考虑取消行政性的医疗鉴定，纳入司法鉴定范畴。

　　任何一种证据都必须经查证属实后，才具有法律意义上的证据效力，医疗事故的鉴定结论也一样。它并不当然具有法律意义上的证据属性和基本特征。只有当其合法性、关联性、客观性被充分证实，并与其它证据环环相扣形成证据链时，才能被法官采信，成为处理医疗纠纷的依据。对医疗事故鉴定结论的质证是不可缺少的重要步骤。但根据我国相关法规的规定，医疗事故的鉴定结论是不需质证的，对此应予改革。质证内容应包括庭上出示医疗事故的鉴定及有关的证据材料，双方当事人加以质疑和辩论，有质疑的，法官进行价值评估，必要时要求鉴定人员就专门的问题进行补充鉴定。法官还可聘请专业人员进行咨询、共同审查，也可把某些专家作为特邀陪审员吸收进合议庭进行合议审判。必要时，法官可请鉴定人出庭，接受询问，以查清鉴定人的资格、有无应回避的情形、鉴定结论的法律依据等。（编辑：梁菁菁）

来源：北京法院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