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祥瑞用了三个月时间，几乎走遍了铁路社区的每个边边角角，在与社区18个党支部书记、近百名居民小组长和居民代表座谈后，洪祥瑞对社区“组团式服务、网络化管理”有了自己的新认识，尤其是对街道社区基层干部，特别是身处一线的社区专职工作者有了一番亲身体验，真切感受到了基层一线工作人员的方方面面“不容易”。

目前，上级部门对街道干部和专职社区工作者的要求提出的标准：打造成“菩萨心、婆婆嘴、橡皮肚、山羊腿”的全科型服务员，就是要有爱心和公心，能够磨破嘴皮子不厌其烦地做说服工作，要有容忍的肚量，还要勤快多跑路、经常深入居民群众。

专职社区工作者就像家庭主妇，啥都得管，还要周全。面对的问题五花八门，各方面的政策都需要学习、了解，有头脑、有思路的人才能干好。

有人说，专职社区工作者是“凤尾鸡头”，社区工作是“上面千条线，底下一根针”。针上的线，涉及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各个领域。而基层干部面对群众时，又得倒过来了——“上面一根针，底下千条线”。

随着改革进入深水区，基层一线的矛盾更加凸显，基层各类复杂纠纷的处理、各种利益关系的协调、各类突发事件的应对，干部都要冲在一线。合医低保、卫生保洁，维稳治安，每一件事、每一项工作，都与群众的利益息息相关，来不得半点马虎。

“社区工作虽无大事，但每一件小事都要当成大事来看待，因为如处理不妥，小事也会转化为大事，所谓群众利益无小事，讲得就是这个道理，要处处为社区居民着想，工作细致入微，说话轻声和语，尽量减少甚至于避免与群众发生直接的冲突，以融入到当前拆迁工作中。再比如，低保户不是由社区干部决定，而是由社区各居民楼道小组进行比较、评议，大事小情都要讲究合理的工作方法，以此来保证公平、公正、公开。”小徐书记经常这样谆谆提醒铁路社区的工作同仁们。

小徐还向洪祥瑞讲了个小故事：“前几天到一个户主家里听取拆迁改造意见时，临近中午，业主一定要留我在家吃饭。按规定不能吃，但最后我还是吃了。为什么？群众愿意请你吃饭，是真心接受你。当然也不能白吃，这时刚好看到放学回家吃中餐的主人孩子，我拿出100元钱，当着面说‘来，叔叔给你们钱去买学习文具啊’。相互客气都给对方面子，如果以后真的到了拆迁改造，要签订拆迁协议书时，就容易沟通了。”

家庭和谐，社区和谐，社会稳定，处处洒满社区基层工作者们辛勤付出的汗水。不过，社区工作者也有说不完的烦恼和苦衷：在一线与居民群众面对面，他们常常被淹没在急、难、险、重的矛盾之中。执政一方，不改变面貌不行；发展经济，没点儿硬办法不行；追求速度，蛮干也不行；对群众的利益诉求，上不能推，下不能卸。基层干部常常处于许多冲突的中心地带，站在矛盾的风口浪尖，压力大，满负荷工作着。现在很多矛盾很棘手。即使有人蛮不讲理，干部也得苦口婆心地安抚，耐心细致地做工作。

现在要求社区工作者做到全天候办事员，要求时时都是办公时间，处处都是办公地点。“坐着想，躺着思，起来干。”走访座谈中，铁路社区党委副书记方丽珍是这样描述自己工作状态的。

　　方丽珍说：“家庭、亲情对每个人都很重要，对女同志尤其重要。但是，为了拆迁前期准备工作，街道社区工作人员不得不舍弃一些亲情。孩子上下学也管不上了。”

作为基层一线服务员，“五加二”、“白加黑”是他们工作状况的最真实写照。白天事务追身，晚上也闲不着——到居民家里解决纠纷、化解矛盾，常常需要晚上去，因为白天大多居民都要外出忙于生计，基本没人在家的。

　 “晚上有时候小孩都睡觉了，但有急事接到电话就必须出门，家人常常难以理解，有时候甚至还会怀疑我在外面有另外的女人呢！”说起这些，小徐书记满脸都是对妻子小娟的歉疚。

　　基层，往往是“不正规”的代名词，作息时间不规律，一日三餐不规律。拆迁专项工作期间，街道社区工作人员几乎没有作息时间表，工作太累、压力太大，工作没日没夜。由于工作头绪繁杂、体力精力透支严重，有些社区书记主任都想请求将自己改任享受待遇的虚职。80后的小徐书记也坦言，有时感冒了或者身体不舒服，也得打起精神，不能疲疲沓沓，因为不能因为自己的精神状态影响到大家的士气。

小徐书记说：“基层一线干部的形象直接关系到党和政府的形象，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需要通过基层干部的扎实工作，一件一件去落实和解决。现在街道专职社区工作者没什么权力，想罚老百姓一分钱也不容易。而且，干得再好也会得罪人。”

　　如今的基层，群众维权意识增强，公共服务正在刚性化：给了福利，不再是恩情；没提供福利，群众就要责问干部。新世纪新阶段，基层干部除了要具备善于抓经济、抓民生、抓稳定等基本功，还要具备一些运用智慧有效处理各种矛盾的“特殊本领”。这是许多基层干部的体会。全局一盘棋，落实部署，基层干部就是过河卒，常常被放在望远镜里看；与群众面对面，就是个官，就代表着党和政府，常常被放在显微镜下看。

洪祥瑞自己也形像地这样来比喻：基层干部肩负着上传下达，接地气的重任，好似夹在‘两扇磨’中间，上面是政策，下面是群众，两面都得负责。一旦‘两扇磨’转起来，既怕上面不满意，也怕下面不满意。只有上下一起动，频率、速度都合双方需求了，才会达到双方和谐的目标。

在许多人眼里，身处最基层的街道和专职社区工作者官职不大，但手里好歹总有点权力，日子肯定过得比普通老百姓滋润。可现实并非如此，特别是专职社区工作者普遍很辛苦，权力几乎没有，责任却很重大，而且很多责任往往是他们所承担不起的。

责任大、权力小，两头受气不落好。责任很大，街道和专职社区工作者在执行中却没有相应授权，在面对具体工作时左右为难——如果严格守法循规蹈矩，工作将无法开展，寸步难行；如果大刀阔斧地开展工作，就难免会造成越权或违法。

比如居民违反计划生育征收社会抚养费问题，按《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规定，应该由区一级政府的计划生育行政部门作出征收决定并负责征收。但实际上，区计生委派到每个街道计划生育服务站的工作人员只有一个人，根本承担不了整个街道的征收工作。因此，这项工作主要由街道和专职社区工作者负责，而这又是“得罪人”的工作，常常是收不到钱还要被群众骂，只能求亲戚靠朋友，通过人情关系才能收上来。

“现在街道和专职社区工作者其实没有什么约束手段，如果有人真的一分钱不掏，你又拿他有什么办法呢？”西城街道计生站站长王小华感叹不已。

现在区机关各部门虽然都在街道设立了“七站八所”，如国土、规划、税收等部门实行垂直管理，干部任免权和人事调配权都在区以上主管部门，这使街道办事处本就有限的权力被大量肢解、剥离，职能被严重“架空”，很难有效管理本辖区内的行政事务。

实行垂直管理的站、所具有行政执法权，他们将罚款和收费直接上缴到上级主管部门，但他们的人员工资、公用经费、医疗费等，又通过财政“专项上解”，形成了街道财政“虚空”，“一个萝卜两头切”的局面。
   从表面上看，街道有许多行政机构和人员，但由于实行的是条块分割的行政体制，街道大多数站所都是市区部门在街道所设的延伸机构，名义上是“双重领导”，实质上人、财、物全由“婆婆”直管，街道无权过问，也无法干涉。由于街道领导对大多数部门的站所无权管理，没有形成与职责权限相称的政权实体，“一无权，二无钱，全靠嘴皮搞宣传”，往往要办的事无力办成，想解决的问题无法解决。

“要改变这一现状，就必须赋予街道干部与其承担责任对等的相应权力，将一些必要的行政执法权授权或委托到街道，实现街道政府权、责、利相统一。”这是街道社区这个最低层级干部的强烈呼声。

街道和社区最大的苦处是什么？检查频、考核多，轮番轰炸受不了，来自不同上级部门的检查指导。最忙的是年底春节前那段时间，基本上天天有检查，有时候一天好几拨，苦不堪言。上级部门下基层调研、检查指导工作，是需要的，但得充分考虑到基层的情况，讲究效率效果。否则，过多过乱，基层不堪重负。

“省里检查完了市里检查，市里检查完了区里检查，区里检查好了街道考核，社区只有那么几个人，很多时候我们准备的是同一份材料，同样的话几乎天天要重复。”小徐书记诉苦给洪祥瑞听。

“建议上级部门以后下基层检查工作，相同主题的可以派个联合检查组，不要搞轮番轰炸。”这是小徐书记期盼的。

考核不合格，奖励经费落空，还要被问责。而且，考核项目中，招商引资、计划生育、安全生产、信访维稳、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党风廉政建设等多个项目实行一票否决，一旦出现问题，取消主要领导、分管领导和责任人的奖励资格，严重的还要面临行政问责甚至免职处分。

小徐书记说，那么大一个社区，各条线考核都不出差错是不可能的。去年考公务员，已经进入考察名单的小徐，就是因为有人反映社区计划生育超标而影响了录用，谈起这事，小徐至今还觉得自己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一脸的无奈。

洪祥瑞也认为，考核是个指挥棒，如果安排不科学，就有可能逼着基层干部为了完成指标而“踩红线”、搞“政绩工程”。